国策-第15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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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和国海军战舰年鉴，“火力舰”项目最早由江南造船厂在2032年根据海军提出的“20年造舰计划”中提及的“火力强化型水面战舰”提出，单独投资数千万元完成理论研究与基础设计，最终在2044年得到海军重视，并且在2047年正式立项，在2049财年度正式获得拨款、在2051财年度完成设计并且正式开工建造，第一批6艘火力舰均在2055年底之前建成，在2056年初由海军进行验收。因为火力舰并不执行一线作战任务，为了降低建造成本、缩短设计周期、以及减少维护费用，所以在设计中大量采用了民用船只的建造标准，并且大量采用建造民用船只的原材料，并未严格按照军舰的标准进行设计与建造。由此可见，火力舰也不完全是民用船只，严格的说，火力舰是按照民用船只标准进行建造的军用舰船。
说到这，肯定有人想到了20世纪末，美国海军提出的“武库舰”，认为共和国海军在炒别人的冷饭，没有创新可言。
果真如此的话，火力舰绝对是个悲剧。
事实是，这种以往只存在于理论中的战舰初次登场就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打击能力，足以证明是一种成功的舰船。如果真像某些美国新闻媒体猜测的那样，火力舰的基础设计理念源自半个多世纪前，而且早已被美国海军束之高阁，那么只能证明，要么是共和国以新的理念设计与建造了这种与众不同的战舰，要么是美国海军鼠目寸光、在半个世纪前就放弃了这种大有前途的战舰。
显然，即便是美国新闻媒体，也更加愿意接受前一种可能。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火力舰是一种在全新战术思想与全新设计理念的共同作用下诞生的一种新式战舰，一种划时代的战舰。
第51章 醉翁之意
如果说陆军的变革可以用“轰轰烈烈”来形容，空军与天军的变革更可以用“气壮山河”来形容，那么海军的变革绝对是“悄无声息”。
前面已经提到，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对海战战术产生的影响早已显现出来。
暂且不说空天战机这种跨时代的武器会把航母变成个什么样子，以及空军尽全力推动的“空中平台”会不会淘汰海面战舰，仅“强制电磁干扰装置”这一种武器，就让海战面貌变得再目全非。拿间隔55年的两次马岛海战来说，在第一次海战中，装备落后的阿根廷军队仅用1枚“飞鱼”导弹就击沉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谢菲尔得”号导弹驱逐舰。而在第二次海战中，装备了数百架先进战机、上千枚先进反舰导弹的阿根廷海军，最终却靠潜艇与鱼雷击退英国皇家海军的远征舰队。让两场发生在同一海域的海战截然不同的原因，除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之外，就是飞速进步的科学技术。
正如前面提到的，海军战术革命是知易行难。
事实上，早在第二次马岛战争爆发前10多年，大约在半岛战争与日本战争期间，共和国海军与美国海军就意识到战术革命已成必然，只是两国海军都按兵不动，谁也没有在摸清楚变革方向之前轻举妄动。
即便在接下来的日本战争、印度战争与第二次马岛战争中，传统海战战术一再被证明已经严重过时，甚至是舰队覆灭的根本原因，可是共和国海军与美国海军仍然稳坐钓鱼台，因为一个是既得利益者，另外一个则置身事外。直到2041年，中东战争爆发，两国海军才大梦初醒。虽然在这场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差点演变成世界大战的大规模局部战争中，两国海军没有得到正面交手的机会，也就没能一决高下，但是共和国海空军借叙利亚与伊拉克空军之名，对进入红海海域的美国舰队的毁灭性打击，既让固步自封的美国遭受了建军以来最惨重的损失（以单次海战而言，损失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珊瑚海海战与中途岛海战），也让共和国海军尝到了战术创新的甜头。不管谁是这场海战的得益者、谁是这场海战的受害者，必然会引发海战战术革命。
众所周知，受海军建设周期限制，任何与海军有关的变革都不可能说来就来。
前面介绍过相关情况，共和国与美国在海军变革上都格外小心谨慎，既没有畏首畏尾过于谨慎，也没有火急伙燎过于冒进。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就是两国的造舰策略。虽然在中东战争之后，两国海军都订购了大批新式战舰，但是两国海军都没有加快造舰速度，也没有大批量建造某一种战舰，而是在各个方面都做了探索，即便某些战舰采用同一个编号，也以分批建造的方式加以区别。原因很简单，在摸不准变革方向的情况下，两国海军都把技术储备与人才储备放在了第一位，并不追求迅速扩大舰队规模，而是把力量积蓄起来，准备在战争打响后、也就是找准方向后再集中释放出来。
毋庸置疑，这是最正确，也是最积极的发展策略。
对比历史就能发现，2042到2056的15年与1922到1941的20年非常相似，即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列强海军却以条约限制为由，并未全力爆发。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航母就得到了各国海军的高度重视，而且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海上航空作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一架从战舰上起飞的英国飞机轰炸了港口里的德国战舰。
虽然这次战斗连象征意义都谈不上，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几个海军列强签署的《伦教条约》与《华盛顿条约》对各国拥有的航母总吨位、以及排水量上限、舰炮口径等等都做了明确限制，足以证明航母在当时已经引起各国高度重视。
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包括后来在太平洋上大打出手的美国与日本在内的海上列强都没有全力建造航母。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海军只有5艘舰队航母（“列克星敦”号、“萨拉托加”号、“约克城”号、“企业”号与“大黄蜂”号”）、1艘小型舰队航母（“黄蜂”号）与1艘小型航母（“兰利”号），总吨位刚好达到条约上限。日本的情况不比美国好多少，只是耍了点小聪明，使航母总吨位超过了条约上限。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受条约限制。事实上，早在1936年，《海军军备条约》对列强来说就名存实亡了，根本没有多少限制作用，比如日本海军引以为傲的“大和”级战列舰与美国海军的“衣阿华”级战列舰都是这个时候完成设计与动工建造的，而这两种战列舰都突破了条约的限制，或者说完全没有考虑条约的限制。
由此可见，当时列强对航母在未来海战中的作用仍然没有把握，情愿建造更多的战列舰，也不情愿建造航母。后来的实战结果证明，在广袤的太平洋战场，真正的霸主正是不太受重视的航母，而不是战列舰。更重要的是，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在珊瑚海海战与中途岛海战之后，美国与日本都调整了造舰计划，把航母放在了首要位置上。到战争结束，美国建造了上百艘航母，日本也竭尽所能的建造了数十艘航母，而两国在大战期间建造的战列舰则屈指可数。
从这一历史事件上就看得出来，哪怕理论上可行，只要没有接受实战考验，都难以得到海军认同。
当然，海军肯定得给新式武器装备参加实战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在变革必然到来的情况下，海军肯定得优先考虑新式武器装备。
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海军用航母与舰载航空兵偷袭珍珠港，而不是让战列舰去炮击珍珠港一样，如果用传统兵器无法达到目的，海军将领肯定会考虑采用新式武器，并且由此采用新式战术。
回顾现实，战争爆发前，共和国海军遇到的难题与当年日本海军遇到的难题非常相似。
以当时的情况，如果以摧毁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海军基地、歼灭太平洋舰认为目的，传统战术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动用天军的战略打击力量，二是动用海军舰队。显然，前者需要承担更加重要的战略打击任务，在战争初期不可能去执行这类战术任务，因此只剩下了一种选择。
出动舰队不是不可以，只是由此带来的问题非常大。
别的不说，共和国海军部署在西太平洋战区的舰队只有3艘航母，而且是最陈旧的3艘航母，难以担当大任，必须从其他战区抽调舰队。这么一来，动作就大了，共和国的战争意图就非常明显了。即便不从其他战区抽调舰队，只动用西太平洋战区的舰队，也得让航母战斗群进入日本海，或者到达南千岛群乌海域。暂且不考虑如此靠近俄罗斯本土会不会使舰队受到威胁，这么做照样会暴露共和国的战争意图，使俄罗斯提前拉响战斗警报，从而对其他方向上的作战行动产生影响。考虑得再长远一点，因为共和国在西太平洋上就这么一支舰队，派去对付俄罗斯，等于东面大门洞开，给了美国海军下手的机会。如果让美国海军成功发动偷袭，哪怕仅损失部分外围军事基地，也会对接下来的作战行动，特别是太平洋战场上的战斗产生重大影响。
总的来说，派舰队去对付俄罗斯，绝对不是理想选择。
如果采用逆向思考的方式来寻求解决办法，就能发现，首先得确保在战争打响之前不暴露战争意图，为主要方向上的战略进攻，特别是针对俄罗斯战略力量的打击与防御作战创造理想条件，因此得让海军舰队像平常那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既不能死盯着俄罗斯，也不能对升温的局势置若罔闻。战争爆发后，舰队的第一任务是稳住西太平洋战线，即及威慑或者交战的方式，让美国海军无法进入西太平洋，无法对共和国本土构成威胁，也无法打击共和国在西太平洋上的重要军事基地，为共和国在打垮了俄罗斯的战略力量之后，调整战略部署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最后就得在做到前面两点的情况下，有所作为，以积极主动的作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