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血的皇冠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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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汉室的命，另立新朝。而年轻的刘氏子弟们，则对这套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感冒，他们不满于安稳而乏味的生活，他们渴望再造汉室，重返荣耀，甚至不惮为此而牺牲性命。
革命的风暴隐晦地盘旋在舂陵上空，渐行渐强，直到把舂陵变成一座呼啸山庄。而让刘秀备感意外的则是，这风暴的中心，居然正是他的长兄刘縯。
【No。3 养士】
临渊恨鱼，不如退而结网。王莽篡位之后，作为亡国的王孙，刘縯并没有作无谓的诅咒，以夺取精神上的胜利，而是大力招揽宾客，开始培植自己的武装和嫡系。
豢养宾客之风，由来已久。上溯两百多年，前有战国四公子，后有秦国吕不韦、嫪毐。及至汉际，此风更盛，上到王公贵族，下到低级官吏，乃至平头百姓，无不以多招纳宾客为荣。
养客者众，于是便有了争夺客源的竞争。和那些势大财雄的王侯豪族比起来，刘縯无疑缺乏竞争力，他要想以弱胜强，只能细分市场，不求天下宾客尽入我彀中，而是先以其中一类宾客为突破口。
刘縯选中了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亡人和逃犯。亡人和逃犯，或为仇家追杀，或为国家通缉，收留这些人为宾客，无异于惹火上身，弄不好，连主人自己都得跟着搭进去，因此，一般养客者对这些人总是敬而远之。
人弃我取，刘縯便先从这群人招揽起。刘縯豢养宾客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造反。这群人既然连人都敢杀，难道还怕造反？消息传开，亡命之徒纷纷来奔，刘縯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不出两年，麾下便聚集了数百之众，威震南阳，号为豪杰之首。
看官问了，这天下不是还没大乱吗？哪来的这许多杀人之徒？
杀人之徒众多，固然有杀人者的主观因素，但更重要的，却是杀人受到了国家的怂恿和鼓励。一个国家，居然会怂恿和鼓励杀人的发生，听起来不免难以置信，然而却是确有其事，问题就出在西汉和新朝的频繁大赦上：西汉共大赦八十七次，平均两年半一次大赦。新朝共大赦九次，平均二十个月一次大赦。①
换而言之，如果阁下你杀了人，在西汉只需要逃亡两年半，在新朝只需要逃亡二十个月，然后便可以跟没事人似的，一切重新开始。譬如说阁下你正在杀人，倘若当场被抓了现行，那算你倒霉；如果没有当场被抓，那就好办了，逃呗。可别说你逃都懒得逃，你还是得逃，你得给官府这个面子，不然，你杀了人照样在原籍大摇大摆地晃悠，官府想不抓你都不好意思。你这一逃，自然需要有个落脚的地方，能至少每天管顿饱饭，睡个好觉。嗯，听说南阳的刘縯不错，他那府上，号称是风能进，雨能进，官府不能进。哦，这位仁兄，你刚刚也杀了人，那好，同去，同去。于是同去。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是故人君惜赦。后世西蜀偏弱，而诸葛亮以不赦为治，遂能鼎足三分。汉帝与王莽虽不及见此，然《管子》却早已预警在先：“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久则不胜其祸。”频繁之大赦，不仅严重破坏现存法律，更大大降低了犯罪的风险成本。倘若犯罪的风险成本降低为零，这世界将会变成怎样？或许正应了王尔德那句著名的戏言：如果所有人都能够随便杀人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一天之内，人类就将彻底灭绝。
【No。4 原罪】
刘縯当时声望之隆，由以下细节可见一斑：在南阳境内，但凡提及刘縯，无人直呼其名，而是习惯性地称呼其字伯升，以示敬意。至于四方之豪杰，甭管是否真认识刘縯，都是一口一个“我的朋友刘伯升”，摆出一副和刘縯烂熟的样子，以借光长脸，自抬身价。
然而，不厚道地说，刘縯养客赚来的这点声望，就和水浒传中的宋江一样，大半还是靠钱砸出来的。刘縯提供给门客的待遇，虽然不可能像战国四公子那样奢侈铺张——平原君之门客，“刀剑室以珠玉饰之”；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然而数百门客的衣食住行，即使仅仅维持在一个温饱水准，其花费也是可想而知。
自父亲刘钦死后，刘縯一家骤然中衰。以中衰之家，养数百宾客，必然是捉襟见肘。然而，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宾客，刘縯一切以养客为重，对自己则是能省便省，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自奉之薄，无以复加。刘秀初回舂陵，见了刘縯的生活质量，不免大吃一惊，贩夫走卒都过得比这强呀，于是责问刘縯何必自苦如是。刘縯不想刘秀为家中的经济状况担心，强自掩饰道：“锦衣玉食还不简单！我所以不为者，乃是效法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志亡国之耻。”刘秀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于是信了刘縯。
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刘縯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想法赚上一笔快钱，以解燃眉之急。俗谚曰：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要想发财，最快莫过于经商。什么，经商来钱还是太慢？那你还不如去抢了。没错，刘縯及其门客正是去抢。他们多的就是暴力，有暴力，当然就要追求暴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刘縯等人瞄准的行当便是劫道。至于劫完道之后，顺便劫个色什么的，这种事情咱们并不敢说一定没有。劫完道之后，遇见胆敢反抗的，顺便捅上那么几刀，这种事情咱们也不敢说一定没有。
用今天的价值观来衡量，刘縯及其门客完全应该定性为有组织的黑社会犯罪团伙。然而在当时，像刘縯这样的强宗豪族，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以暴力强取豪夺、鱼肉地方，早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即便是官府，也只能默认现状，听之任之，并不敢多加干涉。何以如此？如果能有幸采访到某位官府高层，并且在同意隐去其姓名的前提之下，他将向你透露：其实，他们也是有苦衷的。
【No。5 官场守则】
首先，要镇压刘縯这样的强宗豪族，势必动用军队不可，而地方政府却并没有常备军队可以调用。自秦朝废除郡县驻军之后，西汉和新朝在地方上同样也不设驻军。倘若地方长官铁了心要铲除此类强宗豪族，也有变通之法，那就是征召受训过的壮丁，临时组建起一支军队。然而，类似这样的发兵，必须先请示朝廷，征得朝廷的同意，再由朝廷派使者持虎符前来合符，然后才能行动。如果朝廷未赐虎符而地方长官擅自发兵，此为弄兵之罪，论死。
很显然，极少有地方长官愿意麻烦朝廷，更不敢擅自发兵，从而赔上自己的性命。是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选择武力镇压。况且，类似刘縯这样的强宗豪族，不仅在当地一手遮天，朝中也往往有人在背后为其撑腰，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真要想连锅端掉，只恐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万一惹怒了某位朝中显贵，最后倒霉的恐怕还是自己。
更为讽刺的是，地方长官并不总是处于主动进攻的状态，在强宗豪族面前，他们并不拥有理当拥有的权威，相反，他们还要成天提心吊胆，担心反而遭了强宗豪族的暗算。要知道，强宗豪族豢养的门客当中，不乏冷血刺客，职业杀手之流，在这些人看来，只要能报主人之恩，管你二千石的太守，还是一千石的县令，那都只是一刀的事而已。①
正是由于以上重重顾虑，各级地方官员一般都会息事宁人，默认强宗豪族的特殊地位，彼此相安无事，豪族的归豪族，官府的归官府。至于由强宗豪族引发的民愤和冤情，只要未曾惊动长安，那便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是非曲直不管。
你得琢磨这些地方官员的心态。他们就好比是一间上市公司，根本不在乎真实业绩，只要交出的报表好看就足够了。这些官员们的报表，在那时被称做“计书”，由自己填写，在每年岁末，一级级地往上奏报，县奏报给郡，郡奏报给朝廷，汇报一年来自己辖区里的租赋、刑狱、选举等情况。而朝廷对他们的政绩考核，也主要便依据这份计书。是以，即使辖区内民不聊生，盗贼群起，到了计书上，照样是歌舞升平、五谷丰登。县欺其郡，郡欺朝廷，成为当时的政坛一景。
只要动动笔杆子，写出一份花团锦簇的计书，便可以仕途升迁，飞黄腾达，试问，又有哪位官员会真的费尽心力去为民除害、造福一方？民谚曰：“力战斗，不如巧为奏。”道出的正是这些官员们的普遍心声。
话说回来，对豪族而言，不管怎样，官毕竟是官，代表着朝廷的脸面，除非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否则他们也不会真去刺杀一位朝廷命官。他们也不是傻瓜，物种容易灭绝，可贪官你杀得完吗？杀了一个，朝廷再派一个，再杀再派，他妈的累死你为止。
既然地方长官已经容忍了强宗豪族，强宗豪族当然也识趣地投桃报李，以各种方式向长官们表示敬意。于是，经常便有某位官员忽然发现自己的案上多了许多熟悉的金玉，床上多了几位陌生的美女。英雄不问出处，一律笑纳，从此，豪族的便是官府的，官府的便是豪族的。
这种豪族和官府的勾结交易，早在西汉初期便已开始，西汉末年越演越烈，等到了新朝，这种交易更是到了公开化的程度。
何其愈下邪？说起来，还得感谢新朝皇帝王莽的空前壮举——上自公侯，下至小吏，一律停发工资俸禄。②
王莽是一个天真的老头，他太高估了手下这批人的思想觉悟。他想不明白的是，这些官员，个个都是严格挑选出来的，要么是孝廉出身，孝子廉吏，人品不消多说；要么是太学生出身，饱读圣贤之书，牢记礼义廉耻；要么是权贵之后，根正苗红，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可就是这些人，怎么会一旦权力在手，就无耻地堕落到贪污受贿、搜刮地方呢？
须不知，肚腹易饱，欲壑难填。纵使高薪养廉，尚且并不可靠，更何况薪水索性低到没有。结果不难想象，史册已有明文：“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并为奸利，扰乱州郡，货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