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血的皇冠光武皇帝之刘秀的秀-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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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而闻名于世，二则又是人性的必然结果。
博弈论里有一种“自愿者困境”，即在一个群体之中，率先采取行动的人将会丧失一切，而让其他人得益，但是，如果群体中的所有人都维持不动的话，那么最后大家都会面临灭顶之灾。而具体到老百姓反抗官府这事上，则“自愿者困境”可以改称为“出头鸟困境”，即老百姓们不堪官府欺压，都希望官府完蛋，但是要让官府完蛋，就必须有人起来反抗，而反抗官府的代价则是死亡，于是，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去当出头鸟，为了大家的利益去送死，自己则搭顺风车捡便宜。最终结果则是谁都不愿用自己的性命为他人做嫁衣，大家都等着别人起来反抗，最后就变成没有人反抗。孔子所言的“不患贫而患不均”，至此则有了新的意义，老百姓们既然都很平均地过着悲惨的生活，同时也很平均地受着官府的侮辱，于是很容易便会沦为麻木的看客，非但不抱怨自己的悲惨，甚至还学会了欣赏别人的悲惨，并从中获取巨大的安慰。
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一路上虽然偶尔也有好事，譬如女儿国什么的，但大部分时间里，总还是碰到妖怪前来欺负他们。此时的师徒四人，其实也面临着“出头鸟困境”，打妖怪总是有危险的，最好是让别人去搞定，自己则不出工也不出力（尤其考虑到妖怪的主要目标通常都是唐僧，三个徒弟如果都选择观望容忍，结果最多也就是白挨一顿揍，保命应该问题不大）。让唐僧高念“阿弥陀佛”的是，每次妖怪一来，孙悟空都会义不容辞地主动跳出来，从而解决了这一“出头鸟困境”。孙悟空之所以甘做出头鸟，抛开他的本领大不论，更重要的是其余三人都是人（猪八戒曾经也是人），而孙悟空则是猴，他没那么复杂和阴暗的人性。
王莽想不通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老百姓们一饿肚子，就要合起伙来跟他作对？王莽这一问，虽然远比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来得清醒，来得高明，但他毕竟从未挨过饿，他根本不明白饥饿带给人的恐怖。
这世上原本什么人都有，生旦净末丑，猪马鸡羊狗，千人千面，不一而足。然而尽管人性变化莫测，但所有的人性，都有一个最小公约数也是唯一的公约数，那便是对食物的需求。饱腹之后，自然可以人人有一本流水的账，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从而陷入到出头鸟困境，然而一旦饥饿降临，像做除法一般剔除掉所有多余的人性，于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要吃饭，我要活下去。
被官府欺压，尽管遭罪受气，至少还可以暂时苟活，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了自然。但是肚子这一饿，饿得连称颂我皇圣明的力气都不再有，再多饿上几天，性命也将没有，此时的老百姓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成群结队、离家出走。然而，依然要替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辩诬，他们虽然离家出走，却并不敢和王莽作对，他们的策略类似于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他们只是想找到属于自己的食物，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孙中山先生在《民權初步》序言中曾经慨叹，“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而老百姓这一盘散沙，如何才能聚沙成塔，乃至于化为威力更大的沙尘暴？这里单讲民智尚未开启的古代。如我们所知，此次王莽末年流民的兴起，主要是由于持久的干旱和蝗灾，而蝗虫本为独居动物，生来胆小，但是一旦其后腿受到触碰，蝗虫就会改变原来独来独往的习惯，变得喜欢群居，群居多了，进而泛滥成灾（资料来自网络，未必正确）。百姓身上也存在着类似蝗虫后腿的部位，而这一部位便是胃，只有统治者掏空了百姓的胃，突破了这一容忍底线，一盘散沙的百姓才会奋起团结，齐心协力（拿蝗虫和老百姓相比，只为议论，绝无恶意，相反，蝗虫和老百姓堪称对立的两极，蝗虫是不劳而获，老百姓却是劳而不获）。换而言之，历史上所谓的盛世乱世，无非也就是老百姓们能吃饱和能饿死的区别而已。
王莽天真地希望老百姓们能够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利抗争，可是老百姓们到底都有哪些权利，王莽自己也说不清，两千年来的儒家也没说清。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听上去冠冕堂皇，然而却经不起较真，受累问孟夫子一句，民为重，到底有多重？计量单位是什么，用什么秤，怎么称，谁来称？想来孟夫子大抵也只能报以怒斥：小子无状！这重嘛，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类似的漂亮话，史上多有，儒家经典上说，皇帝诏书上说，士大夫奏章上也说，但这些漂亮话通常说完算数，不能量化，更不能执行，唯一的作用，就是抚慰一下说话人那尚且残存的良心。于是乎，仁义道德多烂然显著于高文大册之间，而小民终疾苦蹙然于穷檐败壁之下。于是乎，民为重，沉于地，千人踩，万人踏。君为轻，高在天，变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对于这些漂亮话，老百姓一开始或许还相信，但慢慢就死了心，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将欲望压抑到了最低，压抑到了只剩下生存欲。《尚书·康诰》曰：“若保赤子，唯民其康乂。”在这里，周公将百姓们比喻为婴儿，想想也有道理，婴儿只要吃饱喝足，就会乖乖睡觉，不来和大人们闹了，更不会提多余的要求，说什么我要发财，我要泡妞，我要开名车，我要饮花酒。然而，老百姓们毕竟不是婴儿，而且就算是婴儿，婴儿肚子饿了，也免不了要大哭大闹，叫大人们不得安生！
【No。6 反贼贼多】
王莽自称帝以来，有大膨胀，以自己为磅礴而挥洒的存在，每自捉其发，提置于万丈高空，冷眼向洋，张口吃风。今年原本是他做皇帝的第十二个年头，也是新朝的第一个本命年，谁知道却风声雨声，声声无情，家事国事，事事揪心，王莽于是觉出了孤独和悲壮，觉出了空旷和瘙痒，在他悲观的眼里，上天抛弃了他，百姓背叛了他，而这更让他心中平添了一股殉道者的凄凉。
王莽是自信的，他知道自己的分量，他也坚信真理只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上。五百年乃有圣人出，上一个圣人是孔子，五百余年过去了，如今的圣人则轮到了他王莽。谁都可以失败，但他王莽绝对不能失败，一旦他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更是百姓的损失，天下的损失，后世的损失。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天国，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王莽要带领他的民众，穿越这小路和窄门，抵达远古的黄金时代，抵达儒家梦想的天国，而他一旦失败，后来者必然引他为戒，以为此道不通，再也不肯前进，从而改入歧途，走向那通往灭亡的大路宽门。
流民盗贼之泛滥，反而越发加强了王莽的信心，正所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流民盗贼越多，越说明他王莽就是圣人。然而王莽又不信邪，他偏要打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怪圈。当今之世，非但民择君，君亦择民，在他这场伟大的变革之中，每位帝国子民都理应为有幸置身其中而备感光荣，而你们这些流民根本不明白我的苦心，非要拖后腿，非要不上进，那你们便不配做帝国的子民，叛徒，全是叛徒！
王莽决定宣战，治理国家，不是请客吃饭，更不能有妇人之仁，正如树枝必须修剪，然后才能茁壮，稗子必须连根铲除，禾苗才能健康，森林必须隔三差五来场小火，然后才能避免大火，道法自然，大乱才能大治。王莽爱民如子，但他连亲子都忍心杀，何况是养子？他将因真理之名，因爱之名，来一场大扫除、大肃清，杀光这些叛逆的流民，绝不能让他们阻挡帝国前进的车轮。流民虽多，但天下还有近七千万百姓，死上几百万又算得了什么？杀完流民之后，剩下的自然便是良民，而这些才是新朝真正需要的百姓，是为合我心意的新民。
王莽于是颁布诏书，下令对流民全面围剿，必欲铲除而后净，州郡官吏但凡有为流民开脱者，有抓捕反贼不力者，立即下狱治罪，决不手软姑息。
王莽的诏书，听上去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然而尚未吓到流民，却已先让州郡的官吏们陷入恐慌。他们被逼上了绝路，对付境内的流民，除了围剿之外，再无别的选择，不能再安抚，不能再怀柔。靠什么围剿呢？嘴巴说说可不行，必须要动用军队。然而，州郡又不能擅自发兵，除非有朝廷特赐的虎符。
问题是，王莽只给了州郡诏书，却从未给州郡虎符。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类似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悖论：朝廷命令州郡必须动用军队，然而按照朝廷的规定，州郡又无权动用军队。
在这样的悖论之下，州郡官吏只能装聋作哑，对流民放任自流，不战不和不守，不降不死不走。
王莽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一悖论，但他显然意识到单单依靠州郡的力量恐怕不够。流民虽然遍地开花，但尤以两个地方的形势最为严峻——荆州的绿林军和青徐二州的樊崇军。王莽决定动用中央大军，在这两条战线上同时开战。只要解决了这两处武装，其余些许散兵游勇，自然不在话下。
【No。7 流民生存报告】
在王莽调动中央大军攻打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绿林军和樊崇军的生存状况。
先说荆州的绿林军。绿林军的形成是这样的：四年之前，荆州大饥荒，难民流落野泽之中，挖掘野菜凫茈为食，野菜凫茈有限，而新的难民又不断加入，于是争抢食物的冲突接连不断，新市人王匡、王凤每每居中调停，深得众人之心，被推举为首领，麾下聚集有千余人。不久，又有亡命之徒王常、马武、成丹、朱鲔、张卬等人各率部下前来投奔，规模扩张至近八千人，于是以绿林山为根据地，号称绿林好汉，靠掳掠附近的小乡小聚为生。
绿林军在绿林山盘踞四年有余，大体风平浪静，官府也没觉得他们能成什么气候，基本上放任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