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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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重英：似可用，但恐过聪明有心。（1762）
马腾蛾：结实可用，将来有出息。 （1762年）
单？：似可用。（1764年）
吴兆基：伶俐，当可造就，再看。（1 764年）
狱咏簇：人似聪明。（1764年）
粱兆榜：此任似可，妥当，非大器。（1766年）
额鲁礼：忠厚本分，人似结实。（1768年）
李豫：妥当，不繁要之道似可去得。（1 770年）
顾学潮：未免苏州派，非甚大嚣。（1 773年）
德尔炳阿：去得。（1780年）
张廷桂：亦可。（1781年）
沈荣勋：尚可。（1783年）
这些御评所用词语中，囊语有：忠厚，有出息，精干晓事，结实，有良心，明白，聪明，本分，等等。贬语有：图安逸，短于才事，薄，非大器，等等。
弘历当然是根据面对面的印象做出判断的，因而或许会受到偏见（如他对江南士人的特别猜疑）或先人之见（许多人以前就觐见过他）的影响。但他所判断的是品格而非职务表现（他尽自己所能这么做——值得肯定的是他经常用“似”字来缓和语气）。在品格褒语中最上等的是“有出息”（这在今天的汉语口语中很常用），我一般把它译成“有才干”（has gumption），而如果讲到的是将来，则译成“会有所成就”（will make something of himself）这个评语似在暗示，依靠自己才干者和仰赖他人庇荫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它显然把领导才具和仅仅力图保住官位的政客区分了开来。
其他的褒语反映出弘历所赞赏的是实在稳重的品格：“结实”指的是坚毅、稳重，能够在繁剧的职位上坚守原则的人。“忠厚”和“本分”与官僚评价中所用褒语意思接近。对弘历来说，这两个词也许将坚持操守的人和那些利用官职谋取私利的宵小之徒区分了开来。与上述坚实品格相对的是“薄”，意为浅薄，指的是表面上的能力并没有坚实深厚的基础。“明白”、“聪明”是一种只需恰到好处的品格。弘历对一个“过聪明”的家伙便感到反感，认为他想用自己的小聪明来遮掩其品德上的缺陷。
至少从这些零星的样本中，弘历好像始终没有发现他所谓的“大器”，即那种风毛麟角真正能堪大任之器。他常以否定的方式用这个评语以说明某人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杰出德性。这样的才具显然是缺时多、有时少。对于一个显然缺乏独创性的人来说，“非大器”是一个贴切的评语。甚至连周元理这样的人也不是弘历心目中的大器——至少在我所引述的那次受觐时是如此——尽管他在同时受觐的官员中是唯一完美无缺的人才，并将在二十年后升任尚书。
确实，同日常考评制度中的俗套用语一样，弘历对品格才具是重视的。然而，觐见评语对理想官员的描述却与常规考评大相径庭。这一形象应包括坚毅、真诚与精力充沛，同样重要的还有勇气和雄心，这就是所谓的“才干”。这是自豪而奋发努力的成功者的标志；这是一个领袖人物，而非拘泥规章的胥吏。在弘历看来，谨慎和勤勉只是一部可靠的文书处理机所需的品质，而不因此就使人能胜任高级行省官员和部院京官的职位。
上层制度：“政治任命”
职位越高，其任命程序受常规制肘也就越少，这是所有官僚体系的一个共通原则。如所周知，“政治任命”为最高长官提供了让自己的朋友或那些与自己观点相同者出掌权要的机会，弘历明确表示，各省督抚和京城部院堂官的职位太为重要，不能通过常规处理。他也拒绝将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归入大计考核的建议，因为他知道，要对这种敏感职守上的错误予以惩罚就不能等待三年一次的常规考绩。虽然各省督抚和京城部院堂官免于三年大计，但他们仍有责任向皇上“自陈”。弘历对这种冗长而充满陈词滥调的文字根本就已厌倦了。便在1752年取消了官员“自陈”的要求。他宣布，他将随时根据自己的意愿亲自奖励或处罚这一级的官员；卿贰职赞机务，督扼任寄封疆，朕量才筒擢，日复于怀。其有不副委任，或克称简畀者，率已随时黜陟，断无远待三年之理。 ①然而，将这样繁重的职责揽到自己身上仍不足以确保对高☆★☆★☆★☆★①这与其父亲的坚持常规形成对照；在其在位后期雍正恢复了自1685年中止的京查制度，并把间隔从六年减为三年。“自陈”的要求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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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考绩，六年以后，弘历似乎又在回归常规。虽然“自陈”只会制造一堆没有实际价值的文牍，但没有任何别的考绩手段能使得高级官僚们自律。现在，史部在京察时必须为京城三品以上官员和各省督抚们各准备一份登记单，并附上每人的最近履历，以供皇帝审阅。但是，弘历并未丝毫放松对政治任命的控制，他只是在警告获得任命的官员：他不会让他们的仕途变成舒适写意的陈规滥俗，使之在无所事事中陷人常规化：（朕对）其人贤否优劣，呈已均在洞鉴，然其间亦不乏旅进旅退，苟图持禄恋栈之人。若以平时既无大过，足干吏议，又不按例甄核，任其迥朔日久，必致职业不扬，甚非澄叙官联之道。
对政治任命的挑选和考评既是一种正式的制度，也是具体的政治实践，其运作要服从一套不同于常规的原则。虽然吏部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其中，但君主的专制权力打断其日常运作的任何环节。官员的职越位高，他的任命和监督就越不受常规程序的制约，直接受到君主个人权力的影响也就越大。虽然这在人们意料之中，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种个人专制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礼仪行为
君主对“政治任命官员”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与他们的个人关系。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它由君主所规定，而为官僚们所认可。在官方文献中，随处可以看到君主通常会反复地将他们称之为“心腹手足”。官僚的认可使这种在依赖一方与控制一方之间的对话完成了循环。这一认可在一个官员觐见皇上并接受任命之后的仪式中及时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新获任命的官员呈上的“谢恩表”。
在令人看来，谢恩表似乎是一种极为卑屈的文字，表达了一种极端的个人依附。应该成为士大夫性格表征的“高贵气节”在这里已是荡然无存。如果还看得到个人“才具”的话，也只是蛛丝马迹而已。这是一种体现“东方专制”的文字，是一种文字形式的叩头长跪。以下是1769年的一份谢恩表，颇值得予以全文征引：湖广总督臣吴达善跪奏为恭谢天恩事。窃臣质本凡庸，至愚极陋。仰蒙
皇上隆恩，生成教养，叠畀封疆，愧消埃之莫报，惟舛谬之日增。乃何格外惑宥，恩命特颁湖广总督，且于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赴
嗣叩觐
天颜，跪聆
圣训，感铭肺腑，更沐
赏赐，稠叠
恩施逾分，
宠荣已极。虽犬马尚如报主，臣具有人心，敢不殚竭丹诚，以图报效。惟有实心实力，恪遵训诲，整饬地方，无欺无隐，以冀仰报高厚殊恩于万一。所有微臣感激下悃理合恭摺，叩谢天恩，伏祈皇上
睿鉴，谨奏
（朱批：“览。”）
所有的谢恩表都重复着这种只有些微不同的语言，仅仅把它看作一种礼仪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一个基本政治事实的象征形式。它不断地被重复，使之像其他的仪式一样变得更重要而不是相反。正是这种有关赏赐和表达感激的仪式维持着君主与高级官僚之间的关系。
即使在日常的公务中，表达依附关系的象征符号仍然占有一席之地。就连平常的公文也以礼仪的形式包装起来。例如，在回答君主旨谕的奏章里，君主的话必须全文照录。这不仅仅是一种良好的官僚实践，以便使文书往返时有一条清楚的备查线索。作为一种礼仪，奏报人所录的君主的文字经常大大地多于他本人谦卑的应答。另一种通常的文字叩头形式，是奏报人谦卑地照录君主在他被退回来的奏章字里行间所写的训斥性的朱批。
文书中的这种礼仪强化了官员与君主间通过政治任命而建立起来的个人纽带。如同我们刚刚在谢恩表中所看到的那样，强化的动力则是互惠。那种礼仪性的羞辱不是一种贬抑的标记，而是特殊身份的象征：用儒家的语言来说，官员们并非君主的工具。君主可以训斥他们，嘲弄他们或处罚他们，如同一个严厉的父亲对待他犯错的儿子。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卑猥，因为他们是有“人心”的，有能力像人那样行动，而不是机器或蠢笨的动物。他们不像那些低级胥吏，既不是规章的傀儡也不是为日常程序所牵动的机械。
君主要实现对官僚更有效的控制，就必须超越常规程序。
觐见制度，机要考评系统，以及把高级官员同常规制度部分地分离开来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在弘历的官僚系统中，他所面对的官员级别越高，常规因素所起的作用就越弱。在这一制度的硬端（即由行省长官和各部院首脑组成的那个“俱乐部”），对话的规则是高度个人化的。在日常公文和谢恩表之类的礼仪性文书中，这种个人关系都一再得到重申。玩忽职守被看作是对君主本人的冒犯，君主因此而出现对臣下的信任裂痕则是由于臣下的忘恩负义。结果，行省和京城的高级官员是根据两套规则行事；在形式上，他们仍然受到行政处分则例的制约，君主可以据此将他们交吏部议处。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又受到了君主的直接注意——他可以通过用繁琐礼仪包装起来的个人关系来激励他们，责备他们和恐吓他们。
个人关系同时在礼仪和事件的领域里发挥作用。某些事件——特别是我先前界定过的“政治罪”——是最有效的媒介物，使得那把中国官僚君主制的最上层捆绑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