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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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楼，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醒醒之下，又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支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辞写成下面这个小调儿：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钨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轶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江、金陵、庐山，又交了些和尚朋友。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由那些随笔轶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根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碟。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苏东坡一天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嗅，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
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肯移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若真如此，佛便不慈悲了。”
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
咒咀诸毒药，愿借观音力。
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都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 疑是叩门僧。 ’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编的。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创始于战国的管仲，他订这种办法作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同，她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她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的模仿一段时期之后，诗歌已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语，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她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闺阎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和苏格拉底时代名女人阿西巴西亚参加男人的宴会相比，也没有什么丢脸的。歌妓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妓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但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宋徽宗微服出宫，夜访名妓李师师家。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美国曼哈坦的诗人今日不为歌女写诗，至少不肯公然出版，可是当日杭州的诗人则为歌女公然写诗。即使是颇负众望的正人君子，为某名妓写诗相赠也是寻常事。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予歌妓。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他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有一次，程颐的一个学生写了两行诗， 论“梦魂出窍” ，在梦中去找女人，程颐大慌，喊道：“鬼话！鬼话！”大儒朱熹也是深深畏惧女人的诱惑，正人君子胡桂十年放逐，遇赦归来，写了两行诗：“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徽涡。”朱熹在感叹之下写出了一首七绝：
十年江海一身轻，三对梨涡却有情。
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正相反，苏东坡对性持较为诙谐的看法。在他著的《东坡志林》里，他在黄州时曾写有下列文字：
昨日太守唐君来，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座本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 子卿吃雪吹毡，蹈背出血，无一语稍屈，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给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记之。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妓求诗之时，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肩上。下面即是一例：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苏东坡不但精通此道，而且把前此专供谈情说爱的词， 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 他的词中最好的是《赤壁怀古》（调寄“念奴娇”），对三国英雄人物发思古之幽情。李白、杜甫早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之正宗，多少杰出的诗人争相模仿。但是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中间两副对子，已经陈腐。诗人都想有所创新。但是观瀑、白簿、柳阴等的情调早已发现用厌，唐代诗人淋漓的元气与强烈的感情也已不复存在。更可怕的是，甚至诗的词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那些比喻一用就令人生厌。苏东坡在他一首咏雪诗前面的小序里说，决不用“盐”这个字指雪，“雪”这个字总是胜过“盐”。唐诗的主题已经用滥，在文字上，有些作者总喜欢蹈袭前人的诗句，也有些博学的读者，一看便知道诗中思想与词藻的来源，因此有会心的微笑。评注家的努力只限于寻出某些生僻词语的出处，得到机会以博学自炫。结果，作诗集评注的人并不以阐述判断诗的含义为要务，而以指出某些词语之出处为已足。
从诗的衰微沉滞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