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而安-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ㄍ迥潜呔尤换睾恕８菸沂迨逄峁┑男彰⒛攴莸刃畔ⅲ腥啡狭苏獗式鹛醯拇嬖冢灰芴峁┑蹦甑钠揪荼憧啥蚁帧＞菟担胰颂秸飧鱿⒄媸怯尬蘩幔蛭乙材貌怀銎局ぁ５笔氯巳脊懒耍娴ビ侄济挥辛耍炜诎籽赖厮倒适乱凶懿荒芟嘈虐桑詈笾荒茏靼詹⑶彝缜康叵嘈拧霸奂易嫔侠薄�
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这事儿，我的那些叔叔姑妈还心如刀绞，总是祥林嫂般地念叨：怎么就都烧了呢？！
2、在澡堂里过一辈子
爷爷奶奶在我十几岁的时候都去世了。爷爷给我的印象是个文化不高，却非常儒雅，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的老人。
爷爷奶奶住在南京健康路旧王府的四合院里，房子很老，是太平天国时候留下的，放到现在要算文物了，只是最后像中国所有城市里的老建筑一样，在拆迁大潮中被夷为平地了。那条街，也是南京城南的一条老巷，巷子里都是住了一辈子的老街坊，很像北京的老胡同。
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人的称谓要么是“同志”、“师傅”要么是“大叔”、“阿姨”之类，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出现了“小姐”、“先生”这样的称呼。刚到南京的时候我特别诧异的是，巷子里的左邻右舍见到我爷爷都喊“徐先生”。不光是对我爷爷，爷爷家的四合院里还住着一个老头儿，人很瘦，背有点儿驼，一天到晚咳嗽，别人也称他“王先生”。小时候我觉得这很奇怪，印象中只有在老电影里才会听到有人称呼别人为“先生”。
我爷爷人生最大的乐趣，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应该就是洗澡。他曾经跟我说过什么话，我已经不记得了—他和外公一样少言寡语，只是性格温和得多，但我记得每次他带我去澡堂洗澡的情形。爷爷总是在前头背着手走，穿着面料很考究的长衫，皮鞋锃亮，很清爽很精神，碰到所有的街坊都微笑着点头打招呼。进了澡堂以后，爷爷的皮鞋有专门的人帮他擦，还不收钱。现在的桑拿中心有人给擦皮鞋并不奇怪，但那时候是计划经济，澡堂都是国营的，根本没这种服务，给我爷爷提供那些服务的，全都是他的老熟人。
爷爷第一次带我去洗澡时对我说：“你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带他来这儿洗澡。”在我爸上学那会儿，通常爷爷会先去澡堂泡澡，然后上来休息，点些小吃，喝口茶，然后吩咐伙计去学校接我爸放学，直接接到澡堂来。
爷爷去的老澡堂，离巷口大概两百米，估计有一百年历史了，叫健康池，老南京人都知道。澡堂里的澡客和服务员都是跟爷爷岁数差不多的老朋友，他们从年轻时就认识，一辈子都生活在那条街上。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曾经在这家澡堂洗过澡。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健康池洗澡的价格。当时最牛逼、最高档的叫中华厅，三毛五一位。这种档次体现在，洗完澡上来休息的地方有沙发床给你躺着，沙发床上还有床单，背后有个柜子，衣服是有衣架挂着的。相比其他的休息厅，这里的面积大，也干净。次一等的叫人民厅，两毛钱一位。这个档次的就没有柜子可以挂衣服了，只是在沙发床的床头上有个带布帘的洞，可以掀开布帘把衣服塞进去。最低档次的是大众厅，一毛二一位。衣服都不知道该塞在哪儿，地方狭小，大家挤在一块儿，洗完后大概也就有个地方坐坐，然后赶紧穿好衣服走人。
所有人洗澡都在一个池子里泡着，档次的区别只在于休息厅的环境。那个最高级的中华厅现在看来也就是民工洗澡的环境，但在当时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去的。就是中华厅，一间屋子也得装三十多个人，市面上再没有比这个更高级的地方了。
爷爷绝对属于健康池的VIP客户，因为他每次都带我去中华厅。后来长大一点儿了，不需要爷爷带着去，也不想大人陪着，就跟家里要钱，和我哥两人自己去洗澡。每次家里人给钱时都是按中华厅的标准给，【。52dzs。】两个人七毛钱，他们一般会给一块钱，这就包括了洗完澡后两个人再各来一碗馄饨的钱。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每次我和我哥拿一块钱去洗澡，都洗最便宜的一毛二的。我们这样做除了想把差价省下来干别的事情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我们那么大点儿的小孩子去洗三毛五的澡，别人看到会觉得特别奇怪，这种行径有点儿相当于现在“富二代”的所为。
濮存昕演了一部电影叫《洗澡》，我一直觉得非常亲切，它让我想起爷爷的澡堂。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老澡堂的水脏得没法看，跟豆浆一个颜色。我没见过几次健康池里的水是清的，除非是一大早去洗，只有那会儿的水才是清的。爷爷从来不晚上去澡堂洗那豆浆一样的水，他总是吃完午饭，睡了午觉之后，大概两点多的样子去。那时候水很清，他就溜达到健康池，与其说是去洗澡，不如说是去会老朋友。不仅是我爷爷，他的朋友也都在那个时间去，几十年如一日。
除非生病，爷爷每天都要去洗澡。他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除了洗澡没什么其他花费。按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三毛五地洗，在那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我琢磨着，估计对于他那样的老主顾，也是有月票之类的优惠。
那会儿在澡堂泡澡，总会碰到有人唱戏。在那个空间低矮、灯光昏暗、蒸汽弥漫像水牢一样的地方，每天都有几个老先生唱着他们拿手的京剧段子，雾气深处传来的唱段深深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喜欢京剧很大程度上是受爷爷和外公的影响。我外公也是戏迷。
那种老澡堂，越往里边走越闷，肺活量不大的小孩儿都靠外边洗，那些老先生却在最里边唱，而且声如洪钟。虽然我在那里洗了几年澡，却从来没见过是谁在唱。我只知道，被浓浓雾气包裹着的老先生每唱完一段，都会有人大声叫好：“好！再来一个！”老先生们在喝彩声的激励下，会像演员一样返场又来一个。就这样，一段接一段地唱下去。
我在健康池洗澡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五六年，之后澡堂涨价了，三毛五变五毛，很快涨到了五块，再后来就记不清了。最后，健康池也拆了，那些雾气深处的业余京剧演员们想必也早已过世。
健康池是南京老澡堂的一个缩影，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很多老人一辈子的朋友、一辈子的回忆都定格在那里。我想，爷爷要是还在的话，看到那个池子被拆掉，他一定会老泪纵横。
重庆和南京的差别。
十二岁到南京之后，我像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虽然终于如愿和父母住在一起了（爷爷奶奶那边也就是逢年过节才去），但我的生活却出现了太多变化。
小时候我一直住在灰不溜丢、碉堡一样的筒子楼里，终年不见阳光。外婆家的房子外头是厨房，里头就一个房间，也就三十平方米左右，全家人都挤在一起。一九八二年到了南京，电视台分给我父母一套七十二平方米的三居室。我第一眼看到新家的时候，心底竟然涌起这样一个成语—一望无际！我从没见过世界上有那么大的房子，也第一次使用了只在电影里见过的抽水马桶！我在新房子里转了很久，还是觉得实在太大了，大得我很不适应！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让我们一家人激动了很久。
白下路235号—这套房子我一直住到一九九六年我结婚之前。
让我不适应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要从重庆话过渡到南京话。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小孩儿，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过去的亲戚朋友一下子都不在身边了，感觉简直跟移民差不多。好在我还小，学习和适应语言还算快，半年就学会了南京话。但多年来我一直不适应的是，南京的人际关系或者说文化氛围，和重庆相比反差实在太大了。
在重庆，电台和报社的家属区或者单位宿舍，都和单位在一块儿，生活很热闹。大家都在一个大院里，上班在一起，下班也在一起，谁家烧个好菜都会给邻居端一碗过去。我过了十几年这种大杂院式的群居生活。到了南京之后，我突然发现这里几乎是没有什么邻里关系的，下班之后同事之间也很少往来，这让我幼小的心灵开始有了孤独感。
重庆日报社有自己的印刷厂，报社的编辑记者是知识分子，印刷工是大老粗，但他们都住在一个大院里。久而久之，重庆日报社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了很多草根习气，而那些工人也喜欢谈论时政。两个阶层的人共居一个大院，相互影响着，酝酿出了独特的生活景象和氛围。而在南京，知识分子和工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圈子，泾渭分明。我习惯的那种生活氛围消失了，我莫名惆怅了很久。
当时我绝对不会想到的是，十多年后这两个圈子在我身上居然又融合到了一起。那是我当印刷工的时候。
第七章 不堪回首的中学时代
很多人回忆起中学时代都觉得特别纯真、美好，但我却觉得它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阶段。我没考上大学，在印刷厂工作出了工伤，在电视台当了很多年临时工，这些都没让我觉得有多么沮丧，只有中学时代是我最不愿意回忆的日子，那时我成绩不好，父母关系也不好，生活暗无天日。
1、高中二三事
中学时代我的理科成绩特别差，数理化单科成绩基本没上过六十分，高中时三科的分加起来一般也就九十来分。说起来，堕落是一步步形成的，当年中考我考了五百多分，但那时文理科的落差已经很大了，到了高中，更是不知道该怎么学习了。
那个阶段我什么都不会，所以考试交卷就特别快。每科的试卷都是一共十二面，班上数学成绩最好的同学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做完，我会做的二十分钟就做完了，接下来就是发呆。再后来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甚至到了考试卷子发下来，我要问边上的同学：“这是化学还是物理？”只要不写汉字的科目，我的成绩都不行。
那个时候学�
![然后,爱情随遇而安派派小说[1][1]_派派小说封面](http://www.xibiju.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