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妹自传:学会飞翔-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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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戴恩说,如果我们参加“公园晚会”那岂不是很棒?每年夏天,“王子委托慈善”都在海德公园举行一场盛大的露天音乐会。一切都确定下来后,我知道下面该我了。
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去做,就要把它做好。我解释了所谓做好是什么意思。许多伴舞,许多舞台烟火,令人着迷的服装。我说话直来直去: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但我知道只有那样才能成功。我要证明许多事: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不是个被人小瞧了的“辣妹”。我是个舞者,因此我们要展示他们从未看过的舞蹈。不要那种晃来晃去的东西,不要高跟鞋——我已看见了:漂亮的摩托车手的长靴,皮装,许多的金色、银色——太空时代的装束。我会请普里西拉·塞缪尔斯编舞。(后来发现普里西拉和戴恩合作过,他那时还在“超凡四帅”。戴恩对她和我有同感。)
我要让人们大吃一惊。每个人都期待着一袭长裙,一首情歌,我要让人们无法相信站在台上的是我。我要做一些谁也想不到的事。我能感到兴奋在涌动,撞击着我的血管。
“这些都得花钱,”我指出。但我想尼克·拉斐尔已经看出来我是个完美主义者。他完全知道我的背景,那天下午,他立刻就领会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尼克、我和戴恩真的在分享着一个梦想。这首歌是戴恩的,我帮着完善了它,但我绝不会想从他、安迪和约翰尼做的工作里分一杯羹。我能做的是把余下的事情做好。我知道会有许多好嘲讽别人的家伙在那儿等着看我们摔得鼻青脸肿。
我有将近两年没跳舞了。还有几个美国的歌曲作者来和我一起做我的个人专辑,那是我不能取消的事。但是在你的一生中,有些时候,你就得凡事都提高一个档次,然后再实现它。
从那时起一直到7月8日的“公园晚会”,我几乎每天都是从黎明工作到午夜。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带着布鲁克林。
他喜欢呆在工作室里——响亮的音乐和舞蹈。他那时候常和我们一起跳舞。
每天上午我在卡姆登和普里西拉、戴恩、其他舞者一起排练舞蹈,然后一辆汽车载着我横穿伦敦,把我送到巴恩斯去做我自己的专辑。然后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回我爸妈家。我很少晚上十点钟之前进家门。那时大卫已准备好晚餐。我累极了,但我不在乎。我拼命工作,感觉比生布鲁克林之前要好。
夫妻之间,通常是一个人状态好而另一个人却差一些,但那年6月我和大卫的事业如此协调一致,没有哪两个人会这样。他和我一样状态极佳。在法国每件事都聚到了一起——英格兰队主教练凯文·基冈是个非常好的家伙,营地的氛围与两年前世界杯和格伦·霍德尔在一起时完全不同。
2000年欧锦赛是大卫一直在等的一个机会,他可以把一切都抛开。我知道他希望我去看揭幕赛。但我的工作压力这么大,上午与戴恩、伴舞一起排练,下午与歌曲作者一起工作,还要考虑到布鲁克林。
伴随了我九个月的妄想症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这需要些时间——说句心里话,我想我永远都无法完全摆脱它。所有这些大卫都理解。
后来那个周五早晨我开车去工作时,收听了首都电台;他们援引了《每日邮报》的一篇文章说:我不去看球赛是轻慢其他英格兰球员的妻子。所有的媒体都激烈反对我的做法。电视里不停地播放可怜的加里斯·索斯盖特在1996年欧锦赛上射失点球的镜头以及大卫在世界杯赛上领到红牌的镜头,并且问他会重蹈覆辙吗?电视画面上出现阿兰·希勒(1998年世界杯英格兰队队长)的照片,并且说,他是不是太老了?保罗·因斯的伤病会影响他比赛吗?而我想的是,等等,难道他们不应该播放些这些出色的英格兰球员进球的剪辑、说一些英格兰队能行之类的话吗?这地方怎么了?我需要生活在一个有爱国心的国家里。我只是祈祷千万别让大卫罚点球。
自从解雇了马克,我们就很少在报纸上露面了。如果需要证据证明他是那个泄密者的话,我想,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但现在大卫成了个“合法的靶子”,为什么不把他的妻子也带来?《每日星报》说有研究显示,外国球员在大赛前事实上被鼓励和他们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因为那样能使他们踢得更好。因此这位博士,管他名字叫什么,说“高贵辣妹”必须随行,好好照顾她丈夫一下。怎么这么粗俗?
因此我决定去看球赛。我要让他们看看。但是我得保持低调,不告诉任何人,因为,你知道吗?那一天的焦点可是大卫。再说,如果新闻界拍到我的照片又该唠叨个没完了,诸如:她穿什么衣服?她的头发什么颜色?现在她的体重是多少?她看上去瘦吗?那衣服她以前在哪儿穿过?她为什么又穿上同一套衣服?所以我要悄悄地去。一旦我进了机场,远离了摄影记者,我就会和其他球员的妻子在一起,和其他人一样坐上大巴。我给戴恩打电话,告诉他我不能参加周一的舞蹈排练了。因为他也是个足球迷,所以他说:“我从没想过你会来。希望你开心。”
我并不开心。其他的球员妻子都穿上了短裙。因为大卫说过穿着不要太显眼,所以我去那儿时只穿着牛仔服,看上去简直糟透了。我将永远记得从贵宾休息室回到座位上时的恐怖一幕。我简直吓懵了。一年中这是我第二次感觉自己会被杀死。接着大卫告诉我新闻记者拍了一张他走过球员通道时对观众伸出一根手指的照片,我只记得当时脑子里一片困惑。我们做了什么让我们得到如此对待?我们如何与这个恨我们的世界相处?
然后《邮报》登出这样的标题——此人是国家的累赘吗?——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糟了。
但是紧接着我的律师又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马克·海耶斯说的马克·尼波里特要写的那本书实际上将由安德鲁·莫顿来写,即写作《戴安娜:真实的故事》的那个人。马克显然在伦敦已和他讨论了几个星期。马克·海耶斯所说的马克·尼波里特秘密录制的几十个小时的录音带就是那样派上用场的。他将其作为这本书交易的一部分卖给了安德鲁·莫顿。同时,马克还记了一本日记。
我们谁也不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居然有人会这样购买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觉完全被出卖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家没什么糟糕得见不得人的事。但接下来让我们担心的是:马克·尼波里特可能会信口胡诌,捏造一些事情来回报他所获得的巨额酬金。
律师们说,阻止此事的惟一希望是把他告上法庭。而我们没有他签过名的保密协议,因此事情变得更为艰难。
真是天赐良机。大约一周后,露易丝到马克曾经住过的车库上面那套公寓去,在橱柜中原来装《自学法语》磁带的一个空盒子里,她看到一张空白的保密协议。起先她以为那只是马克留下的一张空白表格,以备他在某些场合为我们雇佣一些临时人员时使用,比如布鲁克林的生日派对。后来她注意到上面有一个传真日期,1999年11月3日,那正是我们解雇第二个保镖的时候。当时我们让他们两个都签了保密协议。尽管上面没有任何内容,也看不到任何字迹,但是她碰巧注意到一个缩进的签名。谁的?是马克的。律师们说立刻送给他们,接着就交给了法院。
律师并不十分乐观,但我说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我太生气了,非常生气。想想那个人,我给他假期让他去曼彻斯特看他父亲,而他却一直在为莫顿的书收集资料,回忆他能记得的为我们工作期间的每一件事情。英语中没有一个词能描述我对他的感觉。
6月23日,他在华林顿被捕。《每日镜报》把他描写成“一个私人保镖,他们夫妇的心腹”。
原来,警方为了死亡恐吓的事一直在调查他。他以“涉嫌怂恿死亡恐吓”罪被捕。
从那以后,人们开始告诉我马克·尼波里特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但他们当时都没想到要告诉我。这在当时也许没什么作用。那时,我们都相信没有马克·尼波里特的保护,我们大家都不安全。我记得有一次我弟弟说过,他觉得马克有点儿不对劲。而我什么也没做。
那件事发生在一天下午,克里斯琴把他的新女朋友露西带回家。克里斯琴说马克一直坐在大厅里看电视,他的“那个玩意儿”露在短裤外面。发生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我没有理会。我的意思是,我能说什么呢?“我本不想注意,但我还是看到了,你的肉和两样蔬菜挂在外面了,马克,你把它们放回去好吗?”
这样的事从9月份我们去法国南部的埃尔顿家度假时就开始了,那时他已经开始穿短裤。但回到英国以后,这事并没完。尽管已是寒冷的秋天,他上身仍然只穿一件羊绒衣。但我害怕让他不高兴,不敢冒险失去这位斗士,他会给我和布鲁克林挡子弹的,我真的害怕他会离开。那时我也许不喜欢他的着装方式,但他工作非常出色,不是吗?难道那不是最重要的吗?
他也许让我相信了他很擅长这份工作,但事实是他并不擅长。我现在知道了,真正的职业保镖所接受的教育是不要把他们与雇主的关系私人化。我还了解到如果警方对他的能力有信心,他们会悄悄地给他一支枪,但他们没有给马克发枪。最后一点,我发现任何一个自称是前英国空军特种部队的人都是假的。而且,如果他有那么好,他为什么会把自己出卖给安德鲁·莫顿呢?因为,毫无疑问,他将永远不能再干保镖这一行了。他之所以出卖了自己就是因为他已经完了。严格来说,作为一名保镖,你得擅于奔跑。我们爬贝弗利山时,他几乎赶不上我和大卫。说到那副眼镜——没有了它们,他比我更像个瞎子。我没有必要一直戴着眼镜——他却有必要。
马克·尼波里特被捕的消息是在一个下午传来的。当时我正在巴恩斯,在“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