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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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李白广事交游，同时也从事干谒活动，希望通过引荐步入仕途。
李白三十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长安，又因为打抱不平和一群市井无赖动起武来，幸好有朋友相助，才没有出什么乱子。之后，他隐居在终南山，广为交游，希望得到王公贵族的引荐。当时玉真公主（玄宗之妹）的别馆就设在终南山，经常有文人雅士前去作客，其中包括王维、储光羲等著名诗人。李白也曾经去拜访过玉真公主。他原来以为来到京师，靠近大唐的政治权力中心，应该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谁知却到处碰壁，未能如愿以偿。于是李白怏怏离开长安，至河南游历。此后，一直过着漫游的生活。
『注：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均为唐玄宗亲妹妹，地位尊贵，却虔诚地信奉道教，二位公主都在二十出头的风华正茂时请求出家为女道士。此时当政的唐睿宗不但同意，还下旨为两位公主在长安西北部建造两座豪华的道观。这两项工程需要拆毁大量民屋，耗资甚巨。当时散骑常侍魏知古和中书侍郎李乂对此事提出异议。李乂字尚真，唐睿宗时任吏部侍郎，在选拔、录用、任免官吏时，任人唯贤，评判公正，调用恰当，且不任人唯亲，不吃请受贿，时人谓“李下无蹊径”（意思是说没有后门可走）。尽管大臣们都反对建道观的计划，但唐睿宗依旧我行我素，坚持完成了这两项工程，并分别取名为金仙观和玉真观。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的入道，大概是性情上的“性安虚白，神融皎昧”，颇似《红楼梦》里的惜春，“堪破三春景不长”。据说玉真公主后来对名道士张果（即民间传说八仙之一的张果老）产生过感情。张果听说玄宗想将妹妹嫁给他，立即说：“俗语有言，娶妇得公主，平地升公府，人以为可喜，我以为可畏呢。”然后倒骑着他那头著名的毛驴，一溜烟地跑去恒山躲了起来，从此不知所终。
李白潇洒不羁的才气、倜傥风流的性格无疑是极有魅力的。有野史记载说，本已出家当了道士的玉真公主也由此对李白产生了感情。玉真公主晚年在安徽敬亭山修炼。李白也住在安徽，他曾经七上敬亭山，写下了“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诗。超脱和淡泊跃然纸上。宝应元年（762年），玉真公主死于敬亭山，终年七十一岁。同一年，李白在敬亭山下的安徽当涂县病逝，终年六十二岁。』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李白夫人许氏病逝，李白带领全家搬到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自己则继续往来各地，广泛结交，希望能寻找到新的政治出路。
在此期间，李白结识了比他大十二岁的孟浩然。二人一见如故。当时孟浩然正在当隐士，李白很欣赏孟浩然不愿做官的人生态度，专门写了《赠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称赞孟浩然品格像高山一样，仰望不到。当他们临别分手时，李白写了著名的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全诗中除了叙事便是写景，没有一字书写离情别绪，然而全诗之中，却透露出真切的依依不舍。
其实，孟浩然归隐，是一种无奈，并不是不想做官。他自上次到长安谋官失败后，心灵上受到巨大的打击，感到掉了隐士的身价，失了诗人的脸面，自此心灰意冷，开始有点自暴自弃、不求上进的意味了。李白也经历过一次入长安不仕的打击，但与孟浩然的人生态度不同，他依旧是满腔热情，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信心。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也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他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一直保持至死。
诗文有时能成为扬名致仕的手段，尤其到了唐朝，诗文被真正提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天宝元年（742年）秋，李白诗名远播，震动朝野，最后连天子也被惊动了。经道士吴筠推荐，玄宗连续三次下诏，征召李白入京。半生夙愿得以实现，李白欣喜若狂，“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踌躇满志地来到长安。这一年，李白四十二岁。
第二次到长安，李白文章风采，名动一时，由此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对李白的《蜀道难》十分赞赏，“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只有神仙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因而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据说贺知章与李白相见恨晚，当即邀李白对酒共饮。但事不凑巧，贺知章刚好当天身上没带钱，便毫不犹豫地解下佩带的金龟（当时大臣的佩饰物），用金龟换酒，与李白开怀畅饮，一醉方休，从而留下了“金龟换酒”的佳话。事见唐人孟棨《本事诗》。
贺知章，字季真，会稽永兴人。年轻的时候就以文词知名，书法也很好，擅长草书和隶书。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进士及第后，一直在京城任职，历官礼部侍郎、集贤学士、太子右庶子兼皇太子侍读、检校工部侍郎和秘书监等职。贺知章性格爽直，豁达而健谈，自号“四明狂客”，生活放诞不羁，往往因饮酒作乐而歌哭无常，当时被列为“饮中八仙”之一（太子宾客贺知章、汝阳王李进、左丞相李适之、侍御史崔宗之、吏部侍郎苏晋、书法家张旭、诗人李白、布衣焦遂等嗜酒成癖，被时人戏称为“饮中八仙”）。贺知章后来告老还乡时，还有一则趣事。玄宗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便要求玄宗给他的儿子起个名字，以“幸陛下赐之归乡里之荣”。玄宗道：“为道之要莫若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人也，宜名之曰：孚。”便以“孚”字为他儿子的名字。这本来是出于好意，贺知章却怀疑玄宗讥刺他的儿子是爪子，说：“皇上为什么戏弄我呢？我是吴地人，家乡的人都说‘孚’是‘爪下子’，这不是叫我儿为‘爪子’么？”（事见唐人高择《群居解颐》）
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一再推荐，李白受到玄宗的隆重接见。据说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唐·李阳冰《草堂集序》），意思是说，玄宗见李白潇洒地朝金銮殿走来，远远望去一副飘然若仙的风采，一时心仪不已，竟然忘记了皇帝的尊威，不自觉地从御座上走下来迎接，并请李白在御座旁边的七宝床上坐下，亲手调了一碗羹汤，赏给李白喝。随后，李白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为皇帝草拟文诰诏令之类的文件，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时写些应景诗文。其实是个闲差，但玄宗表面的礼遇使李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地位，他以为皇帝对自己恩宠有加，自己的地位就在王公大臣之上。
李白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类文人。这类文人都有着非凡的文学才华，并试图将文学才华转化成政治资本，在朝廷中取得要位。诚然，有些文人确实集文学家与政治家于一身，有着了不起的政治才干，比如名相张九龄。然而，对于大多数的文人来说，他们政治才干相当欠缺。但这些人却往往因为文学上取得的巨大名声而自视甚高。李白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尤其是玄宗对他的隆重礼遇，更让李白误以为这表面的浮华便是他的政治舞台。能够得到天子的赞赏当然是一种荣誉，但得到赞赏并不意味着就会得到官职。
李白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多次向玄宗申述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李白甚至一改傲岸的常态，阿谀奉承玄宗。本以为如此，他的旷世功业将要建立，辅明君、安社稷。然而，此时玄宗正沉溺在盛世明君的自我陶醉中，痴迷于声色犬马的奢侈生活，尤其是他新得杨贵妃不久，正是如胶似漆之时，嫌国事繁琐，将所有的政事都交给宠信的李林甫。玄宗看重李白，看重的是他的才华。当玄宗发现李白好言政事时，颇为反感。最重要的是，玄宗认为李白终非“庙堂器”。在玄宗心目中，李白始终只是一个诗人，一个相当优秀的诗人。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政治经验的人，却成天在天子面前指手画脚，着实令玄宗反感，便逐渐疏远了李白。
政治家有可能是出色的诗人，但诗人并不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李白性格直率天真，与朝廷中司空见惯的争权夺利、阴谋诡计格格不入。加上他一身傲骨，难以与现实世界妥协，也不能忍受“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于是，他对官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厌倦，孤独与寂寞无法掩饰。
天宝三年春，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长安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上疏，“恳求归山”。玄宗不是不爱才，但这时候他耽于声色，不想听到有人在他耳边成天谈论国家大事。他没有挽留李白，而是“赐金放还”。此次李白到长安，待诏翰林，前后不到两年时间。但这两年却对李白以后的人生影响很大，玄宗对他政治主张的冷淡，几乎打碎了李白一生济世的理想。但此时的李白仍然相当自负，将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归咎于朝廷中的小人，常有“浮云蔽日”的感叹。在他的身上，很好地应验了那句话：自古以来，中国人只崇拜权力，不崇拜才华。
离开长安后，李白重新开始了浪迹江湖的生涯。他先是来到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刚好此时比他小十一岁的诗人杜甫因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从洛阳赶来奔丧，二人由此结识。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抱负远大，与李白意气相投。二人一见如故，相互推崇，结为知交好友，“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并同游今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携手探胜，把酒论文，亲密无间，结下了真诚的友谊。次年，两人才恋恋不舍地分手，此后再未会面，但彼此都写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