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中国盛衰之交-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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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皇后长孙氏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8岁时被立为太子；四子李泰，封魏王；九子李治，封晋王。太子李承乾长大后，放荡不羁，经常做些荒唐无耻的事。侍从官于志宁、张玄素等经常规谏，但李承乾不但毫不悔改，还派遣亲信纥干承基去刺杀于志宁。幸好纥干承基一时良心发现，不忍下手，于志宁才逃过一难。而四子魏王李泰多才多艺，深得太宗喜爱，两个儿子一比照，高低立分，太宗便起了废立之心。
李承乾知道后，大为恐慌，便勾结李元昌（太宗庶弟）、侯君集等人，预谋发动宫廷政变，夺取皇位。刚好此时太宗第七子、齐州都督齐王李祐起兵作乱，结果兵败被杀。李祐造反一事牵连出太子李承乾的亲信纥干承基，纥干承基为了求生，主动揭发了太子一伙的阴谋，计划中的政变因而胎死腹中。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李元昌、侯君集等参与者均被处死。
这时候，魏王李泰开始谋求太子位，太宗也有此意。但李泰为人张扬，不知道收敛，引起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重臣的不满。这些重臣提醒太宗说，若要立李泰为太子，就必须先杀掉第九子李治，否则日后必然会引发夺位之争。而朝臣均主张立李治为太子，太宗认为九子李治“懦，恐不能守社稷”，心中犹豫不决，烦恼不堪之下，竟然有一次抽刀欲自刺，幸好被长孙无忌等人抱住，夺下了佩刀。最终，太宗还是立第九子李治为太子，将废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徙往外州，以消除隐患。
李治性格柔弱，太宗一直不能放心，随时都要教诲他，李治吃饭时，太宗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就常常有饭吃。”李治骑马时，太宗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气力，你就常常能骑它。”李治乘船时，太宗则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犹水，君犹舟，不可不慎。”太宗临终前，将太子郑重托付给长孙无忌、褚遂良，要求二人“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太子李治即位为唐高宗后，长孙无忌以元舅身份辅政，但很快就露出了种种弄权的迹象，甚至不惜制造冤案以铲除异己，吴王李恪便是其中的牺牲品。
吴王李恪为太宗第三子，杨妃（隋朝公主）所生，英俊不凡，文武全才。太宗生前很喜欢李恪，常称其“类己”，一度打算立其为太子。长孙无忌因为是长孙皇后的兄长，“固争，以为不可”。太宗知道长孙无忌的真实心意，他立即反对是因为吴王不是长孙皇后所生。然而，太宗到了晚年，当时健在的开国功臣已经不多。长孙无忌兼有开国功臣和皇亲国戚的双重身份，威权日隆，已经有左右朝政之势。像太宗这样雄才大略的皇帝，都无法摆脱当时局势和环境的控制，在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上，虽然没有被后宫所干扰，却不得不遵从重臣的意见。所谓“形势比人强”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相当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虽然太宗最后按长孙无忌的意愿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但吴王李恪“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旧唐书·卷七十六·吴王恪传》），长孙无忌“深所忌嫉”，等高宗一即位，立即利用“房遗爱谋反”事件，诬陷吴王李恪参与谋反，“遂因事诛恪，海内冤之”。吴王李恪临死前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紧接着，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又诬陷17岁就追随太宗征战并屡建功勋的江夏王李道宗，将其流配象州，李道宗在途中病死。后世史学家多认为，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嫉贤妒能，“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旧唐书·卷六十·江夏王道宗传》）。
『注：“房遗爱谋反”事件指房遗爱（房玄龄次子）和妻子高阳公主（太宗第十八女）阴谋发动的宫廷政变。高阳公主骄傲专横，曾与著名僧人辩机（玄奘高徒）私通，事发后，辩机被腰斩而死，高阳公主也受到太宗的责骂，并不许再进宫，高阳公主一直心中不平。高宗即位以后，高阳公主、房遗爱便联络与高宗不和的薛万彻（娶高祖第十五女丹阳公主）、柴令武（柴绍子，娶太宗第七女巴陵公主），打算发动政变，废掉高宗，拥立荆王李元景（高祖第七子）为帝，但是事不机密，计划被泄露，一干人都被逮捕。高宗派长孙无忌审理此案，长孙无忌借此机会将吴王李恪也牵连进来，李元景、李恪、房遗爱、高阳公主、薛万彻、柴令武、巴陵公主等全部被杀。』
高宗性情本就懦弱，在元舅长孙无忌等顾命大臣的包围和控挟之下，既然不能总决朝政，便只能移情于后宫。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西汉时王氏专权，汉成帝刘骜便寄情声色，宠爱赵飞燕姐妹。可是不幸的是，后宫也是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不断。高宗宠爱萧淑妃，喜欢萧淑妃所生的儿子素节，还要经常受到王皇后、长孙无忌的干涉。无奈之下，窝囊的高宗只得转而寻求另外的精神寄托。这时候，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性格刚毅的武媚。结果，之前太宗、长孙无忌费尽心机的种种安排，却因为高宗对一个女人念念不忘而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历史完全没有按照太宗的愿望发展，相反，演变出了他所始料不及的结果。这最后的结果，自然也是许多因素的合力，并非高宗本人贪恋美色一个原因。
太宗去世后，按照皇宫惯例，那些没有为他生育过子女的嫔妃必须出家做尼姑。于是，一大队穿着黑色丧服的宫廷美女，垂头丧气地踏上了通往感业寺的道路。她们不得不为自己凄凉的命运悲哀，因为她们走向的是一座没有任何希望的活坟墓。武媚也在这黑色的队列之中，时年25岁，芳华正茂。她的心中也是一片萧瑟，万般沉重，不由得将目光投向西边的太宗别庙。
感业寺地处长安城朱雀门外西大街第四坊，在安业坊的东南角。此处原为隋朝申国公李穆的别墅，李穆死后，其妻将此地修为僧寺。西二街第四坊是崇德坊，有济度尼寺，新改称为太宗别庙。崇德坊在西，安业坊在东，两坊左右为邻，中间是一条南北向的长街。如果高宗李治到太宗别庙上香，也许会顺道感业寺。这，便是武媚的一线希望，也是她最后的希望，除非她想在感业寺终老。
永徽元年（650年），太宗周年忌的时候，高宗李治到太宗别庙上香。随后，果然驾临感业寺，武媚充分把握住了机会，以涟涟泪水打动了高宗。高宗难忘旧情，竟然冒着天下之大不韪，与先帝太宗的才人武媚相拥而泣，甚至回宫后也一直心神不宁。
皇帝与先皇女人情深似海的一幕，很快传到高宗皇后王氏的耳中。王皇后颇为酸楚，但同时又心中暗喜，生出一计：何不让武媚进宫，“以间淑妃之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王皇后，并州祁地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其祖父是魏尚书左仆射王思政，其父王仁佑封魏国公。王家与李唐皇室世代姻亲。唐高祖李渊的妹妹同安公主嫁隋州刺史王裕，王皇后便是同安公主的从孙女。同安长公主赞赏王氏婉淑，让太宗聘为晋王妃。晋王李治为太子以后，王氏就升为太子妃。李治入主帝位以后，王氏被立为皇后。然而，王皇后入宫多年，没有生下一儿半女，不能生育成了她无法弥补的大缺陷。而美艳动人的萧淑妃却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因而就成了王皇后的心腹大患。
就在高宗与武媚相拥几天后，武媚被王皇后神秘地接回宫中，名分依旧为才人，只不过由太宗的才人变成了高宗的才人。这样，武媚在感业寺只呆了10个月，终于如愿以偿，重新回到皇宫。但她也知道，在这政治与权力的中心，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了这一步，她已经别无选择。如果说太宗的英武曾经压抑了她的锋锐，那么，高宗的懦弱更加激发了她心底最强烈的雄心。
高宗得知武媚入宫后大喜过望。此时，高宗因为钟爱萧淑妃之子素节，预备立为太子。王皇后大为恐惧，立即与长孙无忌结盟，群起反对。高宗不得不按长孙无忌之意，立宫女刘氏之子李忠为太子。刘氏位微而无宠，不会对王皇后的地位造成威胁，王皇后这才完全放心下来。高宗身为皇帝，在立太子的事上内外交困，不免有了强烈的挫败感，于是转而投向善解人意的武媚，以寻求精神与心理上的安慰。自此，武媚开始宠冠后宫。
历朝历代均有因妃子争宠而引发的立嗣之争。当皇帝宠爱某一妃子时，爱屋及乌，便想到立妃子的儿子为太子，这就是所谓感情与政治的统一，也是出于为妃子将来打算的考虑。但立嗣关系到国本，众所瞩目，皇帝即便是权倾天下，往往也不能如意。关于这一有特点的历史现象，不但在高宗身上，甚至在之后风格强硬的武则天、无所作为的中宗，甚至果断英武的玄宗身上都能看到。这就是作者一直强调的观点：历史人物始终无法摆脱当时局势和环境的控制，即便是皇帝，也有许多事情由其个人意识所不能左右，为个人力量力所不能及。关于这一点，作者将逐篇论述。
武媚入宫后，感激王皇后的照顾，侍奉皇后一直非常周到，但这只是在暂时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这时候的武媚，也许还没有要当皇后的野心。能走出死气沉沉的尼姑庵，重新回到华丽的皇宫，她已经心满意足。而武媚在后宫能够专宠，完全是魅力和性情使然。
高宗宠爱武媚，恩及武氏家族，封武氏死去的父亲为太原郡公，母亲杨氏为太原郡君，在长安城内赐给府邸一区。不久，武才人晋升为昭仪。昭仪是九嫔中的第一位，是正二品的级别，在后宫中仅次于皇后和贵妃。
当武媚已经生下两个皇子时，王皇后这才惊醒过来：萧淑妃已经没有任何威胁，真正致命的威胁是来自令皇上神魂颠倒的武昭仪。曾经的盟友竟然演变成了新的敌人，而曾经的敌人也能成为新的盟友。于是，王皇后和萧淑妃结成了联盟，预备共同对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