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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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绛为荆公所汲引，代陈升之领条例司，未 几参知政事，又继荆公为相，一守成法，时号传法沙 门，以故本传极丑诋之。然考神宗初立，韩琦即荐绛 有公辅器，是其材德之优¨wén rén shū wū¨，非独荆公知之也。其早年 决狱廉明，抚民周浃，政绩历历可观，为谏官屡论列 宫廷积弊，尤为人所难能。庆州羌乱，一举平之，可 见其优于军略。知成都府开封府，屡折豪强以苏民困。仁宗叹曰：众方姑息，卿独能不徇时邪。内诸司数千 恩泽，绛执不可，为英宗言身犯众怒，惧有飞语。帝 曰：朕在藩邸日，颇闻有司以国事为人情，卿所守固 善，何惮于谗？是其刚方之气，实朝列所罕见。又尝 言富国当尽地力，又首请改差役法，是为治极知大体 者，而又数荐司马光，则绝无党同伐异之见，尤可敬 佩。（以上皆据本传。）由此言之，荆公之举绛自代， 实为得人。而以绛之贤，独心悦诚服荆公，守其法不 变，则新法之善，亦可见矣。而宋史绛传，徒以此故， 于其入相后，则附以种种丑诋之词，不顾其与前半篇 相矛盾，吾是以益知宋史之不可信也。
韩宗师 绛之子，荆公荐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 平，史称其孝，此亦足见荆公之不滥举也。
元绛 绛以荆公荐，参知政事，神宗眷顾甚隆。 其生平政绩太优，宋史本传，不能加以诬诋，惟于传 末云 ：“绛所至有威名，而无特操少仪矩，谄事王安 石及其子弟，时论鄙之 。”其传后论云 ：“王安石为 政，一时士大夫之素知名者，变其所守而从之，比比 皆然。元绛所莅，咸有异政 ，亦谄事之陋矣！”若是 夫，凡不肯攻安石之人，虽有百千美德，而皆得以一 谄字抹杀之，遂成为无特操之人矣。则凡为安石所用 者，安得不尽为小人也哉？史于韩绛传亦称其贤，而 末缀二语云：“终以党王安石得政，是以清议少之。” 与此传正同一笔法，此种清议，此种时论，其价值可 见矣。
吕惠卿 惠卿，宋史列诸奸臣传者也。惠卿之必 非君子人，无待言。然荆公之知惠卿，实欧阳文忠介之，其书见欧集。嘉？六年欧公又有举惠卿充馆职札 子，其文曰：吕惠卿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 可谓端雅之士。夫以欧公素称知人，其所荐举，皆一 世佳士，而于惠卿称之曰饬躬，曰端雅，则其人谅不止才学之优美而已。据宋史本传所载罪状，大半指其奉行新法者。然吾以此为不特非罪状，且可作功状矣。 本传又记其绍圣中知延州，夏人入寇，将以全师围延 安，惠卿修米脂诸砦以备。寇至，欲攻则城不可近， 欲掠则野无所得，欲战则诸将按兵不动，欲南则惧腹 背受敌，留二日遁去。据此，则不独有政事才，且能 军矣。（ 本传中记其治军者三处 ，所策皆中肯。）惠 卿之果为奸邪与否，当于其曾叛荆公与否一事决之。 据元？初苏辙弹文，谓其势力相轧，化为敌仇，发安 石私书云云，后之史家，指为荆公初次罢相时事。今 考元丰三年，荆公有答吕吉甫书云：（ 惠卿来书称特 进相公，公以是年始授特进，故知当在是年或在其后 也。）
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 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趣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 实论情，公宜昭其如此。开喻重悉，览之怅然。昔之 在我者，诚无细故之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 之足念？（下略）（按惠卿来书有云：内省凉薄，尚 无细故之嫌，仰惟高明，夫何旧恶之念？故公答书云 云。）
观此则荆公与惠卿始合终睽，诚属事实。然其睽 也，缘公事乎？缘私怨乎？尚未可知。据荆公书则谓 皆缘国事，今徵诸史，亦有可考见者焉。荆公初罢政， 惠卿继之，创为手实法，及鬻祠法，皆厉民之政，非 荆公意。公复相，即罢之，夫惠卿敢于乱荆公之法， 虽谓之叛荆公焉可也，然此尚出于其学识之不足耳， 犹有可原。而惠卿自言内省凉薄，不知别有所指否， 或荆公大度包之而不复与校耶？窃意惠卿当时必深愤 于沮挠新法者，思有以惩治之，常为荆公所折。观荆 公罢政数月中，而即有窜逐郑侠之事，可见也。坐是 之故，沮挠者之恨惠卿，更甚于荆公，又因其与荆公 隙末，更授人以口实，于是史家言其为人，曾狗彘之 不若矣。吾以为惠卿诚非佳士，然窃疑纣之不善，不 如是之甚也。
（考异十六）《宋史惠卿传》引司马光言，谓惠 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一若一切新法，皆出惠 卿，而安石不过一傀儡然。吾以为此必非温公之言，果为温公之言，亦诞妄之甚者也。安石之新法，怀抱 于平日者已久，观其平昔之诗文及上仁宗书可见也。 答吕吉甫书云：举朝纷纷，公独助我。惠卿助安石耳， 岂安石助惠卿哉？
（考异十七）宋史记王吕相攻之事甚多，其言皆 鄙俚无状，似如所言，则非徒惠卿为奸邪，而安石亦 奸邪之尤也。蔡氏上翔辨之甚悉，今避繁不复引。但 观答吕吉甫一书，其德量何等宏远，以荆公之为人， 岂有肯为此卑劣之事者哉？读者如信公为言行一致之 人，则观此一书已足，若犹不信，则吾更哓哓，亦无 益也，故不复辨也。
曾布布为曾巩弟，其佐荆公行新法，功与惠卿 埒。宋史亦以入奸臣传，吾以本传之文考之，不能得 其所谓奸者何在。当时诸新法虽由荆公发其大纲，而 斟酌条目，编为法典，半成于布之手。廷臣有难新法 者，布一一解之，《文献通考》犹载其一二，则其文 理密察之才，与纵横奥博之辩，必有大过人者。本传 记其初召见时，上疏请神宗推赤心，奋威断，使四方 晓然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此正知本之论，可以匡 荆公不逮者也。其于新法事事皆赞助，独于吕嘉问办 市易之不善，则严劾之，谓官自为兼并，卒以此得罪 吕惠卿，出知饶州，所谓和而不同者非耶？司马光执 政，谕令增损役法，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斯可谓不变塞 焉强哉矫矣！其后崇宁间以得罪蔡京，京诬以贼贿， 使吕嘉问逮捕其诸子，锻炼讯鞫诱左证使自诬，则亦 由不肯附京故也。（ 以上所据皆宋史本传 。）夫以宋 史恶布之甚，至列诸奸臣，然记其行谊乃如此，其他 嘉言懿行削而勿载者，何可胜道！其所指为奸状者， 不过绍圣间建中靖国间两次倡绍述之论而已。此而曰 奸，则何不并荆公而入诸奸臣传也？吾谓曾子宣者， 千古骨鲠之士，而其学其才，皆足以辅之，南丰可云 有弟。而荆公之得士，亦一夔而已足者也。荆公之冤， 数百年来为之昭雪者，尚有十数人，而子宣之冤，乃 万古如长夜，吾安得不表而出之？章亦奸臣传中之一人也。荆公之初用，以为编 修三司条例官，其后使平南北江群蛮，开湖南四府之 地，为功为罪，前章已详辨之。元丰三年拜参知政事， 时荆公已罢相，未几以其父冒占民田罢知蔡州。元？ 初驳司马光所更役法，累数千言。光议既行，愤恚争 辨于帘前，史称其语甚悖，廷臣交章击之，被黜。而 元？七八年间，犹数为言者所弹。哲宗亲政，起为相， 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所革悉复之，大兴党狱，并 欲追废宣仁太后。哲宗崩，皇太皇议所立，曰：以礼 律言之，母弟简王当立。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 是神宗庶子。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卒立端王，是为徽宗。罢知越州，寻贬潭州， 又窜雷州，徙睦州卒。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 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束铨，仕州县， 讫无显者。宋史本传所记，大略如此。就此观之，果 足称为奸臣矣乎？即以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一事论之， 其狷介已足以厉末俗。哲宗崩，与太后为所立，卒缘 此贬窜以至于死，虽其所主张之简王申王未知何如， 若徽宗之荒淫无道 ，卒以亡宋 ，此万世所共见也， 安知非平昔察其人之不可以君天下，而故尼之耶？即 不然，亦不足以为罪也，若夫以绍述熙丰为奸，则亦 奸其所奸而已。其最为世诟病者，莫如窜逐元？诸臣 且请废宣仁太后二事。请废后则诚有罪也，至窜逐元 ？诸臣，则亦还以元？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 诸臣是，则亦是也；非，则元？诸臣亦非也。而论者 必将曰：元？诸人君子也，故可以窜逐小人；章小人 也，故不可以窜逐君子。吾不知其所谓君子小人者以 何为界说。若论私德耶，之耿介，恐元？诸贤，犹或 有愧之者矣：若论政见耶，吾未闻有以政见判君子小 人者也！攻新法者既可以指奉新法者为小人，则奉新 法者亦可以指攻新法者为小人，唯之与阿，相去几何 矣！夫之所以报复元？者，其惨酷诚甚于元？；虽然， 曾亦计元？之所以报复熙丰者，其惨酷已远甚于熙丰 耶！夫以直报怨，斯为美，然此惟太上贵德者能之， 岂可以责诸？且元？诸人自谓为君子者，其德犹不足 以及此，矧乃哉！吾以为者有才而负气之人也，奸则 吾不知也。 蔡确 以本传所载事实考之，实为佥人。然荆公 当国八年，始终未尝大用之，官至知制诰而已。所行 新法，亦未尝藉其赞助之力，不得谓为荆公所用也。
王韶 韶之功具见前，宋史本传痛诋之，今不暇辨。
熊本 本之功具见前，宋史本传亦有微词，今不 暇辨。
郭逵 赵Ｘ皆荆公所用边将，于西夏安南俱有功， 史亦有微词。以上四人，殆功过不相掩者，古之名将， 往往皆然。因材器使，以求成功而已，是固不足为荆 公玷也。
范子渊 荆公所用以兴水利之人也。宋史无传， 而河渠志述其所建设者颇详，盖力主浚河之议，而能 发明新器以为用，亦一材士也，史于荆公政绩，无所 不诋，故言子渊迎合取宠，又谓其器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