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梦幻-第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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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讨伐军是元治元年（1864年）八月二日出动的，然而还没等走到长州，八月五日，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驶入关门海峡，对长州重镇下关展开了猛烈的炮击——这是对去年长州藩攻击美、法等国船只而采取的报复行动。于是藩内保守派椋梨藤太等人趁机向毛利敬亲提出，只有排斥尊攘派，并且立刻向幕府谢罪，“纯一恭顺”，才能挽救毛利家濒临灭亡的命运。

在这些保守派，也被称为“俗论派”的打击下，周布政之助被迫自杀，激进攘夷派的代表井上闻多（馨）遭到保守的“选锋队”的袭击，伤重而遁。于是毛利敬亲勒令益田右卫门介、国司信浓、福原越后三家老自尽，同时破弃重镇山口城，交出落难的五位公卿（七卿或死或走，留在长州的还有五个），亲笔写信向幕府谢罪，用这些屈辱的条件劝退了讨伐军。

这就是第一次“征长之战”，在西乡吉之助的谋划下，长州藩不战而败，藩内尊攘势力几乎被扫荡一空。然后，就该轮到狂飙突进的高杉晋作出场了。

与绝大多数尊攘志士不同，高杉晋作出身于一个中上级武士家庭。因为高杉氏的家纹为“丸之四割菱”，所以有传说出自甲斐武田氏，先祖是战国时代的备后国高杉城主武田小四郎春时。晋作的父亲高杉小忠太领二百石俸禄，就其在长州藩内的身份来说，可比德川幕府的旗本。晋作初名和介，自小聪颖，在藩校“明伦馆”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毛利敬亲、定广父子的称赞。

当时在“明伦馆”中还有一个高材生，同时也是高杉晋作的好友，那就是久坂玄瑞，经过玄瑞的介绍，晋作与其同时投拜在吉田松阴门下——照理说，松下村塾所招收的大多是中下级武士学生，晋作本来是不可能想到要去那样一个乡下学校进修的。

在村下村塾的日子里，高杉晋作受到吉田松阴深刻的影响，同时他还四处游历，先后向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人求教，思想倾向逐渐转变为尊王攘夷。而因为他的学习成绩良好，遂被与久坂玄瑞，入江久一并称为“松下三高足”。

文久元年（1861年），晋作被选为世嗣毛利定广的小姓役，也就是青年侍卫官，随即他获得许可，乘坐木船“千岁丸”渡海前往上海考察和学习。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中国东南半壁，西方列强协助清政府镇压这次运动，从而更进一步地把中国半殖民地化，上海是全中国苦难的最鲜明的缩影。在上海的这段日子里，晋作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化，一方面产生严重的危机感，深知日本若不革新自强，结果必将比清朝更惨，另方面，他的对外倾向也逐渐转向开国。

回藩后，高杉晋作提出“大割据”策略，想要以长州藩为基地率先进行改革，从而逐渐向外影响整个日本。在他的建议下，毛利敬亲答应组建一支“奇兵队”，和旧有的藩兵不同，这支部队不论出身，其中既有武士，也有很多商人、城市平民和农民的子弟。高杉晋作成为“奇兵队”的总督，自号东行，毛利敬亲则名其为东一（东邦第一人）和谷潜藏（深谷潜龙）。

受到“奇兵队”的影响，长州藩内各种半军事性组织逐一被建立了起来，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来岛右兵卫的“游击队”，以及伊藤俊辅（博文）的“力士队”、吉富藤兵卫的“鸣城队”、品川弥次郎的“御楯队”，还有“荻野队”、“膺惩队”、“第二奇兵队”，等等。其中就人数和军事实力来说，当然以“奇兵队”为其翘楚，落难长州的公卿三条实美就曾经欣然为“奇兵队”题词道：“忠义填骨髓”。

对于长州藩兵上洛申诉的鲁莽行动，高杉晋作持鲜明的反对态度，甚至不惜脱藩下狱，而他的好友久坂玄瑞虽然也表示反对，但态度不够坚决，最终被胁裹前往，血洒鹰司藩邸。消息传来，晋作悲恸不已，为了抵挡幕府军的攻击，挽救长州藩的危亡，他提出“武力恭顺”的主张，也即阳奉阴违，表面上向幕府低头，实际却秣兵厉马，寻机再举。

然而“武力恭顺”被“纯一恭顺”压倒，俗论派趁机上了台，开始残酷地镇压尊攘志士，晋作也被迫亡命北九州。元治元年（1864年）十二月，幕府军还没有退尽，他就悄悄地潜回了长州，前往下关去会见“松下村塾”的同学山县狂介，商讨起义计划。

山县狂介本名小辅，吉田松阴评价他“志向高远，可称一个‘狂’字”，因此赐名狂介——也就是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山县有朋。狂介本为“奇兵队”的军监，后来代替高杉晋作担任总督，当晋作前来和他商量“必须打倒俗论派，掌握藩政，否则就无法挽救长州，更无法挽救整个日本国”的时候，此人大违其“狂”名，在赤根武人等谨慎派的挟制下，竟然犹豫不决，不肯协同起义。晋作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说：“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必定会完成起义大事！”

虽然没能拉动“奇兵队”的老部下，但高杉晋作通过不懈努力，却终于说服了“力士队”队长伊藤俊辅（博文）、“游击队”新队长高桥熊太等六十余人（一说为八十人）。他们于十二月十六日冒雪在下关功山寺起义，随即袭击并攻占了附近的新地会所。

藩兵三千人前往镇压起义，高杉晋作身穿祖先传留下来的绀丝威铠甲，头戴乌帽子形兜，沉着应战。闻听起义的消息，尊攘派各队纷纷前来会合，就连山县狂介也坐不住了，率领“奇兵队”加入战斗，于是藩兵不敌败退。随即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晋作及其所领导的所谓“正义派”即横扫整个长州，清除俗论派，重新夺回了政权。

●龙马奔腾

“功山寺起义”的第二年是庆应元年（1865年），五月，一个名叫“龟山社中”的商会悄然建立了。日本的这场近代变革，产生了所谓的“维新三杰”，而在此之前，还有“前三杰”声名更为煊赫，那就是高杉晋作、幕臣胜海舟，以及“龟山社中”的创办人坂本龙马。

坂本龙马本名直柔，出身非常低微，他的祖父直益本是酒店“才谷屋”的少东家，后来过继到土佐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才始取得“乡士”的资格。龙马曾经抱持着攘夷思想，脱藩前往江户，打算刺杀开国派的幕臣胜麟太郎义邦（海舟），但结果反被胜海舟说服，成为开国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

坂本龙马构思出了自己独特的共和政体论，随后他就在长崎龟山创立了“龟山社中”，后来又名“海援队”。“龟山社中”不仅仅是商务贸易组织，它还是尊王志士们的总联络站和情报站，利用这个组织，龙马把大量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尊王倒幕运动中去。

坂本龙马并不赞成武力倒幕，他认为只有各地雄藩联合起来，才能逼迫幕府自动地“大政奉还”，也即把权力返还给天皇朝廷，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为了达成这个目的，龙马决定首先要让尊攘派的两个最大基地——长州和萨摩——携起手来。

萨摩藩本是尊攘派的重要基地，但公武合体的色彩更为浓厚，当坂本龙马和好友中冈慎太郎来到萨藩的时候，掌握藩中实权的就是第一次长州征伐战的总参谋西乡吉之助（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他们两人和长州的桂小五郎（木户孝允）后来被并称为“维新三杰”。

萨摩藩前此所以会协助幕府与长州军交战，本是为了掌握京都的实权，完成藩主岛津久光公武合体和“雄藩公议”的政治理想。可是幕府在战败长州以后却卸磨杀驴，加速恢复幕权，同时故意搅黄明令召开的雄藩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的思想开始倾向于武力倒幕。

于是，经过龙马和慎太郎的反复劝说，西乡隆盛终于答应和长州联起手来，伺机推翻幕府的腐朽统治。接着，两人又来到长州游说，虽说长州人恨透了“会奸”、“萨贼”，但眼界开阔的桂小五郎和高杉晋作还是力排众议，决定争取萨摩这个强有力的外援。

且说那位中冈慎太郎，乃是著名的“陆援队”的开创者。海援”、“陆援”，互为表里，虽然慎太郎之创立“陆援队”，灵感是来自“龟山社中”，但龙马之把“龟山社中”改编为“海援队”，实际是仿效“陆援队”。相比之下，“海援队”更象商团，龙马更象辩士，而“陆援队”仿佛军队，慎太郎无疑是名战士。虽然有关“龙马的主要目的是赚钱，慎太郎的主要目的才是维新”的论调简直是屁话，但中冈慎太郎在明治维新中所起的作用确实并不弱于坂本龙马。

二十三岁的时候，中冈慎太郎加入了武市瑞山（半平太）为首的土佐勤王党。庆应元年（1865年），是他首先建议发起萨长联盟运动，并在龙马的帮助下获得完全成功的，同年，他还完成名著《时势论》，鼓吹改革的中心在一个“战”字。

先说说坂本龙马的结局，庆应三年（1867年），他和后藤象二郎一起完成了“船中八策”，主张幕府将军奉还大政，把国体改为君主立宪制。“船中八策”中的许多条文，日后被原封不动地搬入明治新政府的宪法和各种法律规章中去。

龙马短暂的一生，为日本的振兴耗尽了心力，但他最终没能看到黎明的曙光。“船中八策”完成后的当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京都近江屋遭到一名自称大和十津川乡士的刺客的突袭，眉心中刀，当即死亡，同时一起殒难的，还有他生死与共的挚友中冈慎太郎。那名刺客，据传是“新选组”前身“浪士队”的首领之一佐佐木只三郎——但细察情势，当时许多人都有杀害龙马的动机，他究竟死于谁手，也许永远都会是一个谜吧。

龙马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最幸运的人，因为他死后大名传播天下，甚至蜚声海外，并且深受各阶层的爱戴——大众百姓认为他是拯救日本的平民英雄；资产者认为他是近代日本商业的始祖；民主派认为他是民主先驱；保守派认为他是尊皇的忠臣；军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