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第5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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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自是欣然同意:“陶斋,两江是你旧游之地,此去人地相宜,政通人和,再好没有!不过,”他说:“这个位要分两次来搬,才不落痕迹。”
袁世凯的办法是,周馥跟端方上下家对调,第二次搬位时,端方不动,其余三家转个圈,岑春煊去云贵,丁振铎去闽浙,周馥去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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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载沣主持的会议,只召集了两次,便已定局,奏准两宫,即时颁发上谕。照例用“钦奉懿旨”开头,铺叙慈禧太后深体民心的功德。第一段是由祖宗的规制,谈到立宪乃是自强之道,说是“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现在各国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势,而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危,受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平治之望,是以简派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敌,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第二段入于正题,决定立宪,而以改官制入手。“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析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无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着各省将军督抚,晓谕士庶人等,发愤为学,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岔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预储立宪国民之资格,有厚望焉!”
只隔得一天,派定“更定官制”的“编纂”人员,以镇国公载泽为首,以次是东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那桐,协办大臣荣庆,商务尚书载振,吏部尚书奎俊,户部尚书铁良、张百熙,礼部尚书戴鸿慈,刑部尚书戴宝华,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工部尚书陆润庠,左都御史寿耆。部院堂官中独缺兵部,却补上一个北洋大臣袁世凯,意思便是当他兵部尚书了。
同时又规定两江、湖广、陕甘、四川、闽浙、两广诸督,“选派司道大员来京,随同参议。”而“总司核定”之责者,派了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孙家鼐、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玑。
看了这道上谕,袁世凯心里不免抑郁,尽管北洋权重,到了京里却只能陪部院大臣末座,与“总司核定”的瞿鸿玑一比,更觉见绌。不过,他也有值得安慰之处,第一是端方与周馥对调的上谕,已见明发,排岑的计划,初步实现了。其次“编纂官制局”的提调,照他所提名,派的是孙宝琦与杨士琦。他的随员张一麟、金邦平,还有他所欣赏的曹汝霖,都被派为“编纂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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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官制局”设在海淀的朗润园。头一次集会,由载泽主持,先议办事章程,提调已拟了个说帖。分立法、司法、行政三部,先议中央,后议地方。载泽念完了这个说帖,环视问说:“诸公有意见,请提出来!”
类此会议,照例以官位大小,定发言先后,世续对“立宪”不但不感兴趣,亦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用鼻烟壶指一指那桐说:“琴轩,你说一点儿什么吧?”
那桐要说的话却不止“一点儿”。前一天在庆亲王府密议,已商定了策略,由他来对付载泽,所以此时从容不迫地说:“立宪是所谓‘三权分立’,不过,立法在目前还谈不到,所以我主张只分‘司法’、‘行政’两部就可以了。”
“不错!”载泽点点头。
“其次,”那桐又说:“上谕说的是‘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意思是应该早早见诸实行,始足以昭大信,如果迁延日久,与‘徒饰空文’没有什么两样。倘或草草议定,又不免犯了‘操切从事’之戒。所以,我主张目前只议中央官制,因为地方官制由督抚到未入流的典史,官制复杂琐碎,只怕一年也议不完。如果只议中央官制,以两月为期,在皇太后万寿以前,核定颁布,成为朝廷旷代的恩典,岂不甚好?”
这番说词,明目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在维护北洋大臣的权力,无奈说得振振有词,不易驳倒,何况又有慈禧太后万寿这顶帽子扣在上面,更叫人动弹不得,唯有同意。
“再有件事,”那桐又说:“新官制的编纂,下有司员,又有提调,上面有三位总司核定的王大臣,我辈居中,承上启下,如果每次都要集会再能定案,未免旷时废事,得要定个总其成的章程才好。”
“这无非两个办法。”铁良接口说道:“一个是推定专人,一个是轮流值日。”
“轮值似乎不妥。”那桐慢条斯理地说:“这不比带领引见,可以由各部堂官值日,反正只要礼节不错就行了。但编纂官制,是整套的东西,前后衔接,错不得一点。倘或一案出来,头一天值日的看不完,第二天值日换了个人,别生意见,第三天又有别样主张,这岂不是让下面的人为难?”
“中堂说得是!”铁良自动撤回原议,“轮流值日的办法行不通。”
“可还有第三个办法?”载泽问。
大家都不说话,便确定了“推定专人负责”的宗旨,接下来就要公推这个“专人”了。
“我要言之在先,”世续忽然开口:“我内务部的公事实在忙不过来,诸公公推,请把我先剔除在外。”
“我看,”徐世昌故意先推载泽,“领袖群伦,自然是泽公!”
“泽公有御前的差使!”载振说了这么一句,语气中不赞成,但也并不表示反对,只象是提醒。
这句话提醒了载泽本人。就在这天方有上谕:“御前大臣礼亲王世铎,于出入扈从,并不跟随,殊属非是!着开去御前大臣差使。镇国公载泽加恩着在御前大臣学习行走。”这是大用的征兆,载泽自然要巴结。再按实情来说,世铎既因“出入扈从,并不跟随”而开缺,载泽便当格外警惕,扈从左右,片刻不离才是。
这个道理很简单,不必等载泽自己开口,便知他决无法来负专责。于是那桐在载泽辞谢以后说道:“我看,在座的,都有本身的公事分不开身,只有慰庭是例外。”
“对!”世续对立宪不表兴趣,而对袁世凯却有好感,所以附和着说:“慰庭本是奉旨召来京议官制的,正该专负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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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员共十七个,皆是一时之选,而大部分是调自外务部与商部的东西洋留学生,风头最健的四个,号称“四大金刚”,汪荣宝、章宗祥、陆宗舆,还有个曹汝霖。
这四个人都是留日学生,学的是法科,论到宪政,当然以孟德斯鸠三权分立为坚持不移的宗旨。立法还谈不到,唯有暂设资政院,备皇帝顾问,作为国会的代替。行政、司法两者坚持依照宪政常规,厘订官制,不稍迁就。
先是司法独立,便有人大表反对,认为侵削了行政权,而行政采取责任内阁制,倒没有多少人反对。也不是没有人反对,总司核定的孙家鼐和瞿鸿玑,早就与以载沣、载泽为首的亲贵,取得了协议,另有釜底抽薪之计,此时不必反对。
内阁之下为各部院,“四大金刚”递了一个说帖,认为“名为吏部,但司签掣之事,并无铨衡之权;名为户部,但司出纳之事,并无统计之权;名为礼部,但司典仪之事,并无礼教之权;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驭之权。名实不副,难专责成。”主张裁撤归并。
说帖由提调转到袁世凯那里,因为切中积弊,言之成理。
当然批示“照办”。
那知消息一传,流言四起。那桐赶到朗润园,神色张皇地向袁世凯说道:“慰庭,你住在园里不知道,外面对你很不谅解呢!”
“喔,”袁世凯是不在乎他人谅解不谅解的,很沉着地问:
“是为什么?”
“你不记得戊戌那年,为了裁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等衙门,闹出轩然大波?那些衙门的官儿,如今都认为你有意要敲掉他们的饭碗,群情愤慨,怕要出事。”
“这话我就不懂了!如果不是这么实事求是来编纂官制,我们来干什么?”
一句话将那桐堵得好半晌开不得口。
“哼!”袁世凯微微冷笑,“反正恶人是做定了,索性做个彻底,只怕都察院也要裁。”
“这,慰庭,”那桐神色越显惶惑,“你可得三思而行!你说吏、礼两部名实不副,很有些正途出身的老辈在骂你,怎么还可以得罪言路。”
“我是按照宪政常规行事。三权分立,监察是议院之权,何须单独设立都察院。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得罪言路我不怕!”
这几句话传了出去,对袁世凯不满的舆情,如火上浇油,越发炽烈。而住在朗润园中,对外面情形,多少有些隔膜,只是敢作敢为而已,在发知单召集下次的会议,注明议题是研究都察院当裁与否。
会议那天,载泽未到,托病的也很多。
与会的人则在听了袁世凯的意见之后,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就在这难堪的沉默中,陆润庠掏出一封信来,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刚接到寿州相国的一封信,念来请大家听听。”
“寿州相国”是指孙家鼐,他的信很短。警句是:“台谏为朝廷耳目,自非神奸巨憝,孰敢议裁?”
一听这两句话,袁世凯如兜头挨了一闷棍,神色大变,不但开不得口,头都抬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