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第5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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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政治之事，自然照常进行，只是绍英吓破了胆，托病告假，再也不肯出洋，徐世昌亦复如此。不过，他的手段高妙，利用议设巡警部的机会，活动奕劻保他为尚书，等上谕一下，奕劻复又面奏：“巡警设部，官制、章程均待厘订。”此外，科举已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奏请，自丙午科起，永远废止，以前举贡生员，须分别筹谋出路。再则，日俄和议已成，中日已需会议，订立接收东三省条约，军机处事务正繁，徐世昌不宜远离。就此豁免了他这个出洋考察的差使。
※ ※ ※
朴次茅斯条约成立，日本国内大哗，在东京竟致发生暴动，小村寿太郎成为众矢之的。在严密保护下，回国不久，即又奉派来华，谈判东三省交接事宜。
日本全权代表一共两人，除小村外，另一名由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充任。中国的全权代表是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玑、北洋大臣袁世凯，另派唐绍仪为参议，可在会中发言。
第一次会议，彼此校阅了全权证书，由小村与袁世凯作了一番开场白，奕劻随即站起来说：“本人年纪大了，事情又多，不能常川出席，一切由瞿、袁两位全权处理。”说完哈一哈腰，退出会场。
于是正式开议。小村首先发言：“这次日俄不幸开战，且在中国领土之内，日本政府深表歉疚。日俄和约已成，俄国让给日本的旅大租借权，以及东清铁路由长春到奉天一段，又在中国领土之内，所以特地来请求中国政府承认。应该订立的条约，只此一项，至于日本自俄国获得的战利品不必列入条约。议定事项由双方全权在会议录上签字，与条约有同等效力，或换文亦可。请选定一种方式。”
照预先的约定，中国方面应该由袁世凯作答复。奕劻曾经面奏：“历来对外交涉，都由北洋大臣出面，而且关于东三省的军事、政事及地方情形，以及对日本的政情，袁世凯都很熟悉，所以这一次会议，不妨由袁世凯去应付。倘或发言有失，瞿鸿玑以‘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的身分，犹可及时纠正。”这个说法颇切实际，而又不贬损瞿鸿玑的地位，所以慈禧太后表示同意。奕劻一到会即托病，原因亦即在此。但此时袁世凯还在考虑如何作答时，瞿鸿玑却违反了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作了明确的答复。
这亦因为各人的处境不同，才有想法的相异。袁世凯从瞿鸿玑还在当翰林，做考官时，便已跟日本人打过不可开交的交道，深知小村寿太郎这一次在朴次茅斯搞得灰头土脸，失之东隅，定要收之桑榆。在这次会议中，自要想种种办法，占尽便宜，回国才有交代，所以他步步为营，必得先体味出话中真意，才谈得到如何应付。
瞿鸿玑则是熟于军机办事的规制，知道用“换文”一法，必须奏请上裁，已成之议，或许就能推翻。即使本意无改，辞句之间无谓的推敲，必不可免，麻烦甚多，避免为宜。
这样想着，不由得便点点头答说：“签字于会议录，彼此省事，就照这个办法好了。”
这一下，袁世凯自然有话也不能说了。但不管他的意见对不对，约定违反了，所以当晚便向奕劻以发牢骚为“抗议”。
“瞿玖公这样子勇于任事，我就变成多余的了。而且，他说话也欠考虑，万一将来有丧权辱国的承诺，我既不能赞成，又不能反对，与其到头来陪他一起受处分，不如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请王爷面奏上头，准我回任！”
“这一层你别烦！我自有处置的法子。”奕劻想了一下说：
“我有两个稿子，你倒看一看，有什么意见？”
他取出来两个上谕稿子，第一个与立宪有关，写的是：“……前经特简载泽等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着即派政务处王大臣设立考察政治馆，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体制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进呈，候旨裁定。所有开馆一切事宜，着该王大臣妥议具奏。”
第二个亦与立宪有关，等于说明了立宪的目的，在安抚百姓。上谕中说：“我朝自开国以来，政尚宽大，朝野上下，相与久安，近复举行新政，力图富强，乃竟有不逞之徒，造为革命排满之说，煽惑远近，淆乱是非。察其心迹，实为假借党派阴行其叛逆之谋，若不剀切宣示，严行查禁，恐侜张日久，愚民无知，被其蒙惑，必至人心不靖，异说纷歧，不特于地方有害治安，且于新政大有阻碍。着各将军督抚，督饬地方该管文武官吏，明白晓谕，认真严禁。自此次宣谕之后，倘再有怙恶不悛，造言惑众者，即重悬赏格，随时严密访拿，详细讯究，除无知被诱，不预逆谋，准其量予末减，及改过自首，并能指拿魁党者，不惟免罪，并予酌赏外，其首从各犯，应按谋逆定例，尽法惩治。如有拿获首要出力之员弁，准择尤优奖，惟不得株连无辜，致滋扰累。倘该文武瞻徇顾忌，缉访不力，由该将军督抚据实严参，以期杜绝乱萌而维大局。”
等袁世凯看完，视线离开纸面，奕劻方始开口道明缘由：“现在南边闹得很厉害，说要还政于民，派人去考察，可又无缘无故来个炸弹。上头诧异得很，不知道百姓到底要什么？有人上个奏折，说百姓是好的，无非望治而已，都是革命党在胡闹。所以瞿子玖出这么一个主意，一面安抚百姓，一面申明约束。上谕拟了上去，上头说要拿给你看看，因为立宪是你领衔奏请的。”
听得这话，袁世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慈禧太后对他的看重，惧的是“领衔奏请立宪”这句话，隐隐然视之为“新党”魁首了！
别样风头好出，这个风头出不得！好在奕劻面前说话不须顾忌，当即加以辩白：“王爷，对立宪最热心的是张香涛，只为直隶总督忝居疆臣领袖，所以在名义上领衔，这件事除了老而天真的张香涛以外，也没有那个热心。开馆纂书，亦无不可，不过我有个拙见，此馆的提调，切需慎选，莫让康梁之徒混进来，散播邪说。”
“嗯，嗯！”奕劻深深点头，“我明白，我明白。你的心迹，上头一定嘉许。”
“只要上头能知道臣下的心迹，累死亦无话说。不过……，”袁世凯迟疑了一会，终于说了出来：“除王爷以外，颇有几位亲贵对我不谅。这一点，提起来叫人泄气。”
奕劻闭着嘴不作声，吸了半天的水烟，才慢条斯理地说：“不尽是亲贵，也不尽是旗人，双目盯紧了你看的，大有人在！”
袁世凯把每一个字都听进去了。“不尽是亲贵”，意指还有铁良等寿，“不尽是旗人”更为明显，汉人中相嫉的也很多。
“双目”自然是指瞿鸿玑。袁世凯心想，有此人当政，终是自己的一大隐患，如果要假手奕劻以攻瞿，先得切齿于瞿。这有一个人可以利用。
于是他说：“王爷的话，真是入木三分。不过光是外头有人跟我为难，我不怕，说句狂话，同为督抚，做了些什么事，是有目共睹的，就怕里头有人在发号施令，勾结起来蒙蔽上头，那就危乎殆哉了！”
“啊！”奕劻睁大了眼问：“你是说那条疯狗的乱咬，是有人指使的？”
奕劻口中的“疯狗”是指岑春煊，所谓“有人”彼此也都能默喻。袁世凯看话已生效，反不肯明白承认，只说：“王爷多留点儿心就是了！”
奕劻紧闭着嘴想了好一会，突然一拍茶几，“不错，怪不得！就说周荣曜那件事好了，头一天见上谕，当天疯狗就上折参了，也不能这样子快法，明明是先通了消息，早就拟好了奏稿在那里的！”
原来周荣曜是奕劻一手扶持，以候补三品京堂，任为驻比国公使。丹诏晨颁，白简夕至，说周荣曜原为粤海关管库的书办，侵蚀公帑，积资数百万，在广东与官绅往还，俨然大人先生。当谭钟麟督粤时，与不肖官吏勾结，益自骄纵，因而纳贿京朝，广通神气。接着列举周荣曜蠹国病盲之罪，奏请革职查抄。
电奏一到，瞿鸿玑力主严办，周荣曜求荣反辱，做了未出国门的几天公使，反落得个倾家荡产的结局。瞿鸿玑最阴损的一着是，周荣曜简派为公使，由外务部奏保，他以外务部尚书的身分，坦承失察，自请处分。其实，这是奕劻以外务部总理大臣的资格，所作的决定，瞿鸿玑这么说，等于指槐骂桑。虽然“上头”并无处分，但奕劻这下子搞得灰头土脸，也就很够受了。
“这条疯狗，原来是有人放它出来乱咬的。”奕劻气得直吹胡子：“走着瞧吧！”
“王爷别动气！若闹意气，有损无益。”袁世凯突然问道：
“广西剿匪的车费，听说已经销了？”
“是啊！报销三百多万。”
“按说，三年工夫，花三百多万也不多。不过报销总是报销，要报了才能销。”
这话中就有深意了。按常情来说，军费报销是例案，只要户、兵两部打点好，照例规送上一笔为数可观的“部费”，军费报销就无有不准的，但话虽如此，毕竟审核准驳之权在朝廷。奕劻懂得袁世凯的意思，是不妨拿广西剿匪的军费报销来跟岑春煊为难。
“可是，”奕劻问说：“他有粤援在，能不准吗？就驳了他的，也不能请旨派大员查办啊？”
“一定有办法的！王爷不妨找人问问。”
不必找人去问，奕劻自己就想通了。这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拖。军费报销的册子很多，随便找些疑义，咨请查复，一来一往就是几月的工夫，这样三、五次下来，两三年工夫轻而易举地拖了过去。
第二步是找机会将岑春煊调开，然后翻那桩军费报销的案子，派人到广东彻查，结结实实找些侵吞兵饷的证据出来。那时候瞿鸿玑固无能为力，慈禧太后亦不便公然庇护，纵不能将岑春煊下狱治罪，至少要打得他翻不起身来。
这个办法是在轿子里想出来的。下了轿不到军机处，先到外务部的朝房找那桐，不是为了跟他商议，是有这么一件很得意的事，心痒痒地非告诉那桐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