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第49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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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庆亲王奕劻、瞿鸿玑办理户部财政处事务”。这一来管理户部的大学士王支韶，满汉两尚书荣庆、鹿传霖的权力，便被大大地侵削了。
这继那桐遗缺的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翰林出身，十来年工夫，爬到了内阁学士，翰林开坊，熬到这个职位，就快要出头了，内转当侍郎，外放做巡抚，入于庶境。但补缺有一定班次，蒙古学士却不易迁转。所以等了三年，内转为“大九卿”末座的鸿胪寺正卿，再转通政副使，外放山东学政，内调大理寺正卿，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做到仓场侍郎，还是署理。
仓场侍郎驻通州，专管天瘐正供的京仓，是个肥缺。荣庆的操守不坏，而且颇能除弊兴利，因此，以和议成后会办善后事宜，及充任政务处提调的劳绩，调升为刑部尚书兼充管理大臣。
兴学育才为新政要目之一，而举国普设新式学堂，筹措经费，犹在其次，第一大事是订学制。张百熙自受命为管学大臣以后，倾全力于此，每采西法，多所更张，而守旧派不仅大为不满，竟是大起恐慌。其中又夹杂着旗汉之争，以致新式学制备受攻击。荣庆得以脱颖而出，为了他是旗人，又是进士，而赋性保守，正好用来抵制张百熙。
结果可想而知，必是彼此掣肘，一事无成。正好张之洞奉召入觐，他作过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名为《劝学篇》，本意是戊戌政变之时，为了自辩其非新党，写这篇文章表明“中学为体”，不悖历来圣贤的遗训。而结果却是获致了不虞之誉，都道新式学堂以两湖为最盛，全是张之洞的功劳，如今拟订学制，自非借重此人不可。
因此，张之洞入觐之后，一直未回原省，奉旨“会商学务”，而实际上是由他一手主持。
张之洞有种很特别的脾气，“凡所建设，必开风气之先，而凡所主张，必与时尚稍殊，若有良友之诤谏，舆论之挽达，则持之益坚。”所以正当举国竞谈时务之际，他对学制的拟订，却偏于保守，与张百熙不协，而与荣庆恰为同道。
这就意味着张百熙落了下风，荣庆是成功了。为了酬庸起见，调任荣庆为刑部尚书，再转户部，顶了那桐的缺。但他这个户部堂官，只管例行公事，凡有更张，是奕劻、瞿鸿玑、那桐行使会办户部财政处的职掌，径自议定上奏，并无荣庆置喙的余地。
因为如此，杨士骧进京，催问饷源，不找荣庆，只找那桐几经磋商，有了差强人意的结果。
“摊派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桐断然决然地说：“不管瞿子玖怎么说，都不必理他。只要自信得过就行。”
于是，定了两项摊派的办法，奏请核定，颁发上谕。
一道是摊派烟酒税，“说是百废之兴，端资经费，现值帑藏大绌，理财筹款，尤为救时急务。前经户部通行各省，整顿烟酒税，以济需要，乃报解之无多，实由稽征之不力。据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直隶抽收烟酒两税，计岁入银八十余万两。以直隶凋蔽之区，犹能集此巨款，足见该督公忠体国，实心任事，殊堪嘉尚。即着抄录直隶现办章程咨送各省，责成该将军督抚一体仿行，并量其省分之繁简，派定税款之多寡，直隶一省，即照现收之数，每年仍派八十万两；奉天省每年应派八十万两；江苏、广东、四川各省，每年应派五十万两；山西省每年应派四十万两；江西、山东、湖北、浙江、福建各省，每年应派三十万两；河南、安徽、湖南、广西、云南各省，每年应派十万两；甘肃、新疆各省，每年应派六万两；
通计以上二十一行省，每年派定税额共六百四十万两。”
再有一道上谕，是整顿浮收及契税，照例亦有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开头：“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如不设法经营，大局日危，上下交困，后患何堪设想？查近年来银价低落，各省不甚悬殊，其向以制钱折征丁漕，各省县浮收甚多，而应征之房田税契，报解者什不及一。各州县身拥厚资，坐视国家独受其难，稍具天良，当必有惄然不安者，在各督抚每以保全优缺优差为调剂地步，不肯实力清厘，而不知国势阽危，大小臣工，岂能常享安乐？该督抚等受恩深重，又何忍因见好属吏，至负朝廷？着自光绪三十年始，责成各督抚，将该属优缺优差浮收款目，彻底确查，酌量归公，并将房田税契，切实整顿，岁增之款，各按省分派定额数，源源报解。除新疆、甘肃、贵州及东三省，地方瘠苦免其筹解外，江苏、广东两省，每年应各派三十五万两；直隶、四川两省，每年各派三十万两；山东每年二十五万两；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省，每年各二十万两；安徽省每年十五万两；山西、陕西、云南、广西、福建各省，每年各十万两，以上计十六省，通共每年派定三百二十万两。”
两项共九百六十万两银子，即使不能收足，每年至少亦有七八百万，以初步练兵的额数，及修理西苑的公费来说，勉可够用。反正有了款，就可以寅吃卯粮，袁世凯放心了。
于是奕劻以练兵处管理大臣的身分，奏请简派该处的差使。会办大臣袁世凯、帮办大臣铁良——满洲镶白旗籍，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的毕业生，是早就特旨派定的。如今应由奕劻请简的差使，一共四个：提调、军政司、军令司、军学司。
提调尤之乎坐办，是常川驻在，综括庶务的一个紧要人物，派的徐世昌。此人与陈夔龙会试同年，点了翰林，从未放过考官，是个极黑的黑翰林，因而才会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去做他的幕僚。
及至袁世凯放了山东巡抚，徐世昌打算加捐一个道员，指省分发山东，一到自然就能补实缺。但袁世凯的想法却又不同。
“以我们的交情，山东的道缺，让你挑。不过，这一来你想爬到监司，还得有几年工夫，爬到监司，再想内转侍郎，外升巡抚，更不知是那年那月的事？你今年刚四十，来日方长，何不在翰林院养资格，一朝脱颖而出，必可大用。这是我的忠告，请你三思。”
原来袁世凯自从放了巡抚，担当方面之任，知道自己的脚步已经站稳，可望继左宗棠、李鸿章、丁宝桢、张之洞、沈葆桢、刘坤一诸人之后，而成为举足重轻，为朝廷所倚重的名督抚。
但论出身，袁世凯了解自己差得太多，将来幕府中必得多找些进士、翰林，一则装点门面；再则正途出身，凡事占便宜。所以为了自己，不愿糟蹋徐世昌的前程。
想想也不错，徐世昌仍旧回京去当翰林。袁世凯又多方设法为他揄扬，甚至说动了张之洞，上奏保荐。他自己亦曾密保过，说徐世昌“识力清锐，志节清岩”，奉旨交军机处存记。辛丑回銮那年，袁世凯迎驾之时，又特地面保，所以慈禧太后在保定召见，问起直隶山东防军的情形，徐世昌的奏对，条理分明，大得赏识，调补为国子监司业，另外由袁世凯奏请特许，派任到新建陆军的京畿营务处。
商部成立，尚书载振及左右侍郎之下，分设左右丞。右丞是庆王府的西席，也是翰林出身的唐文治，左丞由袁世凯推荐徐世昌充任。这是个三品的缺，由六品的国子监司业调补，算是异乎寻常的超擢。
其实这也是个过渡，袁世凯早就打算好了。练兵处成立，奕劻挂名，徐世昌“管家”，以便从中操纵一切。而在徐世昌，开缺以内阁学士候补，充练兵处提调，阁学二品，虽为候补，一样可以戴红顶子了。
三司的长官，都称为“正使”。军政司正使刘永庆，是袁世凯项城的小同乡，相从入韩，渊源甚深，所以被派为相当于营务处的这个差使。
军令司正使段祺瑞、军学司正使王士珍，都是李鸿章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出身。段祺瑞学的是炮科，曾往德国，在有名的克虏伯炮厂实习过，与王士珍皆颇得留德习军事多年的荫昌所赏识。当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段、王以荫昌的推荐，分任炮兵、工兵的统带。“新建陆军”之能令荣禄刮目相看，段祺瑞、王士珍是很灌注了一番心血在上头的，因而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积功升至道员。如今派任练兵处的差使，赏加正二品的“副都统”衔，顶子亦都红了。
新命一下，弹官相庆，徐世昌更觉得意。同乡、同年纷纷设宴相贺，戴了簇新的红顶子与补褂赴宴，只是补子不是文二品的锦鸡，而是武二品的狮子。同座皆是文官，锦鸡、孔雀、雁、白鹇之类的文禽补子之中，夹一头张牙舞爪的狮子，真是既不类、又不伦，显得格外刺目，因而引起讪笑，搞得几乎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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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简派练兵处各项差使的上谕明发的第二天，日本公使内田康哉谒见奕劻，秘密告知，日俄为了朝鲜与东三省的利害冲突，谈判已将决裂，日本已开始备战。内田表示，日本对俄国的扩张，极力阻遏，亦是为了中国的安全。因此，一旦日俄开战，日本希望中国中立。
接着，驻日公使杨枢亦有电报，说日本外相约见杨枢，所谈内容与内田所告，完全相同。奕劻大为焦急，倒不是怕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开火，百姓大受池鱼之殃，而是怕他这两年积聚起来的私财不保。
奕劻的贪名，早就传布在外，自从掌枢以后，越发无所忌惮。除了每个月由北洋公所送三万两银子供家用以外，另外还有公然需索的门包，三种名目，每个门包总计要七十二两银子。王府的下人，从“门政大爷”到灶下婢，只管膳宿，不给工钱，全由门包中提出一半来均分，另外一半“归公”。凡是外宫进京，京官外放，都要谒见，每日其门如市。加上谒见官员当面呈递的红包，一共积成六十万两银子，分存在日本正金银行及华俄道胜银行。日俄一开仗，军费浩繁，自然是提银行的存款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