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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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五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

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吸收我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红军东征，让我带十五军团直逼太原。

回师以后，红军开始西征。我接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率领十五军团的部队，西出三边，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向红军请求援助。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派我为红军南路总指挥，率领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以南商州地区，准备抗击国民党军对西安的军事进攻，配合支援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才又奉命返回甘肃境内的驿马关地区，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准备迎接抗日斗争。

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我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7年8　月，随军开赴前线。在朱德、彭德怀同志领导下对日寇作战，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我带六八七团，参加了这次战斗。此战之后，又参加了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和战斗。对毛主席提出的：基本的是山地游击战，以及分兵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战术，我是坚决拥护的，并能亲自领导部队做群众工作。1938年春，又发病吐血，直到1938年8　月，才奉命回延安。同年10月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入马列学院学习。

参加革命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入学。虽然身体不好，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我想到学习的机会难得，还是积极的参加了学习。先后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近代史、党史等课程。毛主席和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亲自讲课。通过学习，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党史、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当时的许多重要谈话，对自己教育更深。

学校生活是比较困难的，住的窑洞自己修自己挖，还时常上山开荒生产。我因在战争中九次负伤，左腿是二等残废，上山生产，总是早出晚归。这时毛主席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关怀我的进步，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

学习十个月，党决定派我去华中新四军工作，我坚决服从了决定。1939年9　月15日，我随少奇同志离开延安，一路上少奇同志对我进行了许多教育和帮助，我一直存在着脾气暴躁和工作方法生硬的缺点，少奇同志便跟我谈共产党员应有的修养，使我终身难忘。

经过两个多月，于1939年11月间到达华中。我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同时参加中共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领导，为分局委员。不幸的是，在周家岗战斗之后，我正做战斗总结报告，突然又大吐血，一下病倒了。这是1940年1　月28日。经医生诊断，是旧的肺病复发。开始我还不当回事，认为吐血从在鄂豫皖就开始，养些天就会好的。重要的会议还争取参加，不能下部队，就找一些干部来谈谈话。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给党工作是耻辱。谁知病情一天天严重，吐血量增加，最多时一天吐二号洋磁盆半盆。连床也起不来了。行军躺在担架上，担架员稍走快了我就吐血不止。

我的个性暴躁，在抗日战争紧要关头突然病倒，不能为党工作，十分苦恼。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华中局的同志，怕影响我的病情，只告诉我一胜利的消息，讲些好的情况，不让我看文件。不能参加作战，又不了解国际国内的斗争情况，这种折磨实在不能忍受。我当时要求看文件，要求知道各种情况，心情急躁，病情又加重了。华中局的领导同志，把我的病情和心情电告给毛主席。1941年5　月，毛主席亲自给我发来一份电报，电文的最后是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我看了电报，流出泪来。我当时把毛主席电报的八个字写在一个月份牌上，放在担架上。我想到只有听主席的话，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才好给党多做些工作。病情稍好些后，我躺在担架上指挥着警卫连打游击，在反“扫荡”、反“清乡”中，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跳出来。由于敌后环境艰苦，医药条件较差，病情时好时坏，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起床坐坐，读读报纸，看看文件，不能走路，不能工作。抗日战争的后五个年头，就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病情略有好转，但仍不能起床，不能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我军撤离华中地区时，我又随后方机关，坐担架转移到山东。这时整个的心情仍是这样：大敌当前，不能战斗，终日不安。可是又没有办法。在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就用毛主席说的“静心养病，天塌不管”那话安慰自己。我总又这么想：有党中央毛主席，天是塌不下来的。1947年8　月，中央发来电报，指示我离开山东去东北。我这才又随同向东北转移的后方人员，从威海乘船，通过敌人海上封锁，于9　月间秘密进入苏军占领下的大连。

在地方党和我驻大连办事处的关怀帮助下，我在大连住了九年。在此期间，病情时好时坏，在情况最好时，每天只能起床二三小时，曾病危一次。经过多方抢救，又一次脱离危险。党中央毛主席对我的身体十分关心。1950年8　月20日，毛主席亲笔给我写信，信上说：“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1956年8　月来北京后，在党中央和军队许多负责同志关怀下，医疗条件好，病情略有起色。每天能起床三四小时，听读一些中央的重要文件，出席些重要的会议。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中央委员）期间，重要的报告和小组讨论，都能参加。1958年9　月，我去了武汉。先后参观了武汉钢铁厂、长江大桥、旭光农业公社，鄂城钢厂，一方面想见识见识，同时想试试自己的身体，如果可以，向中央提出坚持半日工作。但是试验的结果，身体不能支持，每参观一次，要躺倒几天不能起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打消要求工作的念头。

从1960年起，因为要写红二十五军战史，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继续做了点工作。1962年八一前夕，又突然大吐血。经过抢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体质更差了。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氧气，情况好时每天起来一个小时左右；有时全天不能起床。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比过去更差了。

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象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1965年1　月保卫红色土地这里，我所记述的，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英勇保卫苏区的斗争生活的回忆。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汇合地方部队和收容起来的大批的伤病员，于1932年底又组织起了一支部队——红二十五军。

反动派再不吹嘘“大别山区的红军肃清了”，又急忙调兵遣将，向我发动了新的围攻。1933年1　月，敌十五军马鸿逵部马腾蛟旅，由新集向郭家河进攻。红二十五军两个师勇猛出击，激战三小时，全歼敌人两个团；2　月中旬九龙缠顶一仗，又歼灭万耀煌十三师一个团。群众看到我军接连打保卫红色土地了胜仗，都高兴地说：“我们的红军回来了！”

一度被敌人摧毁的鄂东苏区，又逐渐恢复起来。到1933年4　月，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但是七里坪一仗，却遭到了严重损失。

七里坪是黄安北乡的一个重镇，也是敌人安在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的据点。敌十三师长期驻守在此。领导上想用围困的办法，把敌人逼走，或调出据点歼灭之。这个意图没能实现。敌人一方面困守工事，以武力保持着与黄安、汉口的交通运输，一方面派部队前来增援。虽然，我七十四师于古风岭、凤白山一带击溃了敌八十九师的几次增援，但没有将其全歼。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①＇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237　页。＇　我们长期围困七里坪，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逼不走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军大部队集结作战，不但没有油盐菜蔬，连饭都吃不饱。粮食，要到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以外的地方去搞。象老鹰打食一样，搞多多吃，搞少少吃，搞不着就不吃。有的部队只得吃野菜，吃树叶，吃草根，使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得不放弃了七里坪的围攻战。

部队从七里坪撤下来，还没得到休整，敌人便调集了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八师，又向潢川等地发动“围剿”。反动派以为受到创伤的红军已经筋疲力尽，不堪一击了。但他们想错了。受挫，只能使我们得到教训，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不会因为一次失利的战斗垮下去的。七十四师的主力主动向临牌石敌人一个团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