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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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农民自卫军成立了，一共十三个人。没有一支步枪，使的是刀、矛、红缨枪。县委发给我一支手枪，也只有十四发子弹。直到我们在夏店于堂寺消灭了地主保安团，才缴到七支步枪。虽然有两支打不响，但农民见自卫军有了钢枪，斗争情绪特别高，使这支十三人的小队伍，很快扩大到三百多人。这时我只会领自卫军配合群众斗争土豪劣绅，对部队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还说不上。当反动武装打来时，自卫军很快垮散了。七条枪还是保留着，等待时机再起。
两个月以后，反动武装退去，我又以这七条枪为骨干，把自卫军组织起来。不久，黄安、麻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我奉县委的指示，带着那七条枪十多个人，前往黄安参加起义。走到黄安，城已破了两天，并成立了鄂东工农革命军第一路军。我带去的七条枪，随编入工农革命军。不几天，领导让我回黄陂去组织队伍，队伍还没组织起来，黄安的工农革命军就遭受了失败。我们那七条枪丢了五支，好多天以后，才由两个人拖回两支。
黄、麻起义失败以后，我在黄陂会到了鄂东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吴光浩同志①。＇ 吴光浩同志是1927年11月 13 日领导黄（安）、麻（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随他一块游击了些时候，形势稍有好转，我就决心回家乡去再组织队伍。我回去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又组成了一支农民自卫军。不久，反动派大军来剿，党的许多同志转入隐蔽斗争。他们有的教书，有的务农，我没有可以隐蔽的职业，就跑交通做联络工作。这时，反革命血腥恐怖，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我因做农民自卫军队长出了名，家不能回，职业也没有，处境困难极了，今天这里躲，明天那里藏，多次遇险。那时我虽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没有动摇。仗着自己懂一些军事，胆子又大，百事不怕。从实际斗争中，我体验到没有枪杆子不能生存，四处活动搞队伍。在敌人“清剿”过去后，奔跑着找过去的农民自卫军队员，秘密地组织武装。活动方式，采取夜间集结，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长矛。那时自己还不懂得要建设一支什么队伍，革命处于低潮，队伍总是拉不起来。自己就在这种苦闷中，度过了半年多。有时苦烦了，就吃上几杯酒，想再轰轰烈烈搞起来，苦于没有办法。
1928年秋天，鄂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又开始发展，党决定恢复夏区的工作，指派我任夏区区委书记。这是我头一次担负党内的领导工作，好在这个区我熟悉，去了以后，积极开展工作，组织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各项工作刚有起色，县委又提出“年关暴动”的号召。因为条件不成熟，暴动搞了几天，敌人一来，又失败了。由于我在夏区工作名声大，暴动失败以后，家也被反动派抄了，亲属遭了难。无数革命同志流血牺牲，使自己开始认识到，革命不是儿戏，暴动不是闹着玩的。革命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学会抓住枪杆子，开始认识到，打游击是好办法。有一次，因自己吃醉了酒，游击队险些受到损失，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自己也认识到吃酒会误大事，从此下决心戒了酒。
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慢慢地走上轨道，摸索到“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到1931年1 月，便发展改编成为红四军。在此期间，我先后担任黄陂县赤卫军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黄陂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补充第六师（实际上是赤卫军）师长，黄陂县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升级到主力红军以前，执行的是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领导小型的游击战争。1931年3 月，我带领警卫团升级改编为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后，在反“围剿”作战中负伤。伤好之后，因不愿离开由自己参加创建的部队，团长、政委又都配备齐了，我自己提出愿作副团长。做了三个月，才被调往三十六团任团长。先后参加一、二、三次反“围剿”。1932年6 月，四次反“围剿”开始后，担任独四师师长、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
1932年10月，我带一个团去英山地区打掩护，此时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突然西去，从此我和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英山前后畈附近打两天掩护，不见主力去向，我即带七十九团（另两个团被副师长、政委先带走）翻过一座大山，摆脱了敌人的前堵后追，来到土门潭。路上遇着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我们一块找到游击司令部，这才知道总部有指示，让我们组织东路游击司令部，牵制敌人。并指派我为东路游击副司令兼师长（临时组织一个师）。这时敌情严重，内部混乱，领导上不一致。转移至土门潭东八里的地方，召开了行动委员会（这是按总部指示组织的，郭述申同志任书记，我是委员之一）。决定由我负责把零散的部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师。于是以我带领的七十九团为骨干，加上英山独立第十三团，六安、霍山两个独立营及六安、英山、霍山三个保卫连等，共编成三个团。不久东路游击司令部改为红二十七军。部队还没有整编好，敌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就攻了上来，我军民伤亡甚多。许多随军的伤病员伤口还化着脓，又扛起枪战斗了。他们这种坚强的革命意志，使我深受感动。不久，经过艰苦的奋战，我们又胜利地返回了苏区。
进入苏区以后，敌人跟上来。我们在萧家畈附近，打了一仗。激战两昼夜，将三十二师一个旅击溃。接着经牛食畈、丁家埠、南溪进至双河山，摆脱了敌人。由于连续紧张的行军作战，我一连二十三天没上床睡过觉，这时一头倒下，睡了三十多个小时，起来以后就吐血。自从离开主力以后，在东路游击这一个多月里，虽然处于强敌前堵后追的严重情况下，我没有惊慌失措，在几次严重关头，我挺身而出，抵制了红二十七军领导人的错误。使这支部队，转战于鄂东英山、蕲春、皖西的太湖、潜山、桐城、舒城、霍山、六安、赤南等广大地区，终于保存下来，找到了省委。
红四方面军走后，鄂豫皖苏区留下的部队，除了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武装外，主力红军计有红二十五军军部、七十五师五个营、红九军二十七师全部。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省委决定重组红二十五军。于1932年11月下旬，部队正式组成。全军共一万一千余人，我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部队刚整编起来，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又开始肃反。师政委戴季英同志亲自下手，把二二○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我当时十分惊奇，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肃反，干什么？！”逮捕人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一天，我听政委说去问案子，坚持要和他一块去，去后见政委把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只十七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当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时虽有怀疑，不敢讲话，现在又见这样乱捕乱杀，实在不能忍受。政委见我反对，就对我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人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如今说排以上干部都是反革命，我徐海东一个就不是反革命吗？恐怕我以后也不保险了。越想越难过，一夜没睡，两个眼泡都哭肿了。又怕人看见，起床后赶紧用热水敷。这时我开始感觉到，今后的斗争比过去更困难了。
在对敌斗争中，我不怕困难，可是在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中，有时我不知道如何才好。自己不参加省委领导，文化水平、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好多事感觉不对头，但讲不出道理，说不服别人。
1933年2 月下旬，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我升任副军长并兼任七十四师师长。因军部只是个架子，没有机关，我的位置还是在师里。由于这时省委执行的是第三次“左”倾路线，自然就不可能使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顺利发展。红二十五军在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重大胜利之后，敌人暂时收缩了疯狂的进攻。省委领导上，头脑一时又热起来。不久接到中央指令，要红二十五军“反攻”，并具体规定了第一步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的任务。这就更加助长了省委的盲动主义，于是决定围攻七里坪。我当时是看不到中央指令的，也没有参加省委的讨论会。军长开会回来传达省委的决定，在讨论围攻七里坪部署时，我从当时的敌我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当前还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红军弱小，不能打阵地战。但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围攻七里坪以后，久攻不克，我军困难日增，我建议及早撤围，又遭拒绝。
围七里坪共四十三天，部队仅饿死、病死就有三千多人，这才不得不撤围。撤出以后，在一次骨干会议上，我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阶级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话没讲完，省委书记用烟斗指着我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我立即被推出会场。
我出了会场感到头重脚轻，想到肃反中那些讲几旬怪话的人都当了反革命，这一次一定会说我反革命了。三天之中，随时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