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5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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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任启愤一前一后朝四川会馆走去。
他俩刚踏进大门。熊师傅就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嘴里不停地说：“不得了，不得了！”
看到熊师傅满脸惊恐地样子，罗瑞卿心里早已猜出几分。
任启愤问道：“熊师傅，是不是……”
经过刚才这场大搜查，熊师傅变得异常警觉，生怕再出现什么变故。他非常机警地朝大门外望了望，小声说：“屋里说吧！”
来到屋里后，熊师傅说：“刚才他们来搜查过了，幸亏你俩不在。你们住的房子他们以为是我住的、才没有搜查（罗瑞卿、任启愤的住房在熊师傅的对面，很近），却把我住的房子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他们没有看出啥子不对头来，就扬长而去了！”
罗瑞卿心里充满了歉意，十分内疚：“让您老受惊吓了，实在是……”
不等罗瑞卿说完、熊师傅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俩应该马上离开，越快越好！欠我的伙食费，你有良心以后兑给我。“他指着罗瑞卿说道：”没良心也就算了罗瑞卿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熊师傅面前、流着眼泪，说道：“老伯，请您受我一拜，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救命之恩！”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孩子，快走吧！”熊师傅催道。
罗瑞卿心想：晚走一会儿，就多一份危险。事不宜迟，马上离开！
罗瑞卿、任启愤立即坐上了两辆黄包车，到汉阳门买了船票，上了小火轮。
据说，第二天早晨，船开之前，国民党的反动官兵又到四川会馆搜查，还捉了人。
熊师傅的命运如何？这就不得而知了。
罗瑞卿就这样离开了他的救命恩人，离开了四川会馆，离开了武昌。
罗瑞卿是有良心的，他没有忘记熊师傅的大恩大德。
罗瑞卿在自传材料中这样写道：全国解放以后，我曾托武汉公安局打听过，却没有打听出来。解放初期我到武汉，也到原来的四川会馆旧址看过，完全变了样子，已经不是什么会馆，而是居民区了。①罗瑞卿、任启愤乘小火轮穿过洞庭湖经津市到了常德。
秦汉山给任启愤谋了个差事。对于罗瑞卿则表示由于名额限制，爱莫能助。这样，罗瑞卿被困在常德约一个月左右。
不久，罗瑞卿得知他的同学任伯芳在鲁涤平收编的另一支部队里当参谋，便写信给任伯芳，求其帮助。随后，他在任伯芳的帮助介绍下来到澧州，在那支部队的政治科当科员。（小说下载网｜。。）
此时，任伯芳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他们在这些部队呆了五个月左右。由于部队改编，所以在这里又无法呆下去了。
罗瑞卿离开了澧州后、为了寻找党组织，辗转长沙、武昌、南京，于1928年8 月初到达上海。
1928年9 月。
上海法租界。
甘司东路南国艺术剧院的一个亭子间。阵阵笑声传来。
这里住着几位从四川各地来的热血青年：王义林、任光俊、葛泗桥、任白戈、李继皋。
王义林、李继皋、任白戈和任光俊都是南充中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迫于四川的黑暗统治，以到上海谋生为名来这里，实则是投奔革命。这里有一段插曲。
罗瑞卿来到上海后，不久便遇到了在武汉军校的同学潘先和。
潘先和看到罗瑞卿大病初愈，衣食无着。便劝他不要太死板，只认准共产党。
一次，潘先和说道：“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瑞卿，你也不看看当今是啥子形势。现在是国民党的天下，共产党已到了人枪两尽，濒于灭亡的地步。我劝你还是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来工作吧！”潘先和还想继续说下去，不料，罗瑞卿打断了他的话。
“我宁可冻死饿死，也不参加这个组织，绝不背离共产党！”
后来，罗瑞卿几经周折，找到了张澜先生的侄儿、南充中学的同学张默生。从他那里得知王义林、任光俊、任白戈、李继皋都已到了上海，并且住在法租界甘司东路的南国艺术剧院的一个亭子里。
罗瑞卿的出现，使他们几位惊喜不已。王义林、任光俊、李继皋激动地奔过来，几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又是摇，又是晃，又是说，又是笑，欢闹了好一阵子。
任白戈和罗瑞卿在南充中学时关系就很密切。二人相见之后，自然更加亲热。他们席地而坐，分别叙说了重庆别后的情况。
“白戈，”罗瑞卿说：“你怎么也到了上海？”
任白戈叹了口气说道：“四川共青团省委出了叛徒，我也成了反动派追捕的对象。为了躲避追捕，和王义林等一起离开重庆，来到了上海！”
任白戈若有所思：“我在重庆见到了李鸣珂老师！”
“你说啥子？”罗瑞卿非常惊奇，“你见到了李老师？！”
“是的！”任白戈缓缓道来，“李老师告诉我，他在武汉军校和你分别后，同年秋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率中队担负警卫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警卫营营长，随起义军南下广东。1927年10月部队失利后转经香港到上海，11月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后来，以中央军事特派员身份赴广州和韶关，分别向广东省委和朱德同志转达中共中央指示。今年夏天被派回四川加强省委领导，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负责整个四川的军事工作和保卫省委机关的安全！”
“太棒喽！”罗瑞卿掩饰不住满脸的喜悦。
“听李鸣珂老师介绍，”任白戈继续说，“你在军校表现很出色，尤其是你在讨伐夏斗寅、杨森围攻武汉的贺胜桥、仙桃镇战斗中表现得十分顽强。
后来，又……“
几个人又热闹了一番。
见罗瑞卿食宿无着，几个人爽快地将他留下了。
这六个四川同乡住在一起，过着有饭同吃，有钱同花的“共产主义”生活。
王义林、葛泗桥家里比较富裕，经常寄些钱来。这些钱常用来维持六个人的生计。
经人介绍，任白戈到招商公学去当了教师。这样，有了固定的工作，经济上就又好一些。
他们几个人住的那个亭子间，不大，没有床，大家滚地铺。
每到周末，任白戈必定要来和罗瑞卿他们住在一起，礼拜天是要打牙祭的。
菜买回来后，别人摘菜、洗菜，罗瑞卿炒菜、做饭。任白戈年长罗瑞卿他们几岁，脾气也好，大家每次吃完饭，总闹着要他洗碗。
平时，吃完饭后，罗瑞卿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这样，他就可以利用空余时间四下里打听，寻找党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每个组织都采用秘密工作的方法。即便是老同学、好朋友，组织情况也绝不能讲的。因为党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在特务、叛徒的包围中，一切言行都得慎之又慎。
罗瑞卿也不便多问，他只好到外面去寻找组织关系。
一切都是那么秘密，要找到党组织是很难的。一个月下来，罗瑞卿为寻找党组织，上海的大街小巷几乎都跑遍了。每天，他都拖着疲惫的身子毫无收获地回来，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地抽烟。
大家都劝他把烟戒掉：“瑞卿，不要抽了，抽烟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
再说，我们的钱也不多，还不如省下吸烟的钱多加几个菜吃！“
任白戈早在四川团省委时，就是党员了，但党的组织纪律是不充许他们随便接头的，他非常理解罗瑞卿此时的心情。接不上关系，生活上又没有着落，心里烦得很，所以他总是站出来替罗瑞卿讲话：“他现在心里烦，就让他抽吧！”
任白戈上街买菜时，总忘不了给罗瑞卿带盒烟。
罗瑞卿的烟后来戒掉了。那是在苏区时得了一次严重的肺病后彻底戒掉的。
1928年10月的一天上午。上海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上。车水马龙。
桥附近，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瑟瑟秋风中的黄叶，有气无力地落在地上。
一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身着一件褪了色的长衫，脚穿一双半旧的布鞋，手拿一张《申报》，在马路上踱来踱去，显得焦虑不安。他一会儿望着海关大楼上的报时钟，一会儿看着苏州河里的流水，一会儿出神地盯着远方。
这个青年人就是罗瑞卿。此时，他正等着和上级派来的同志接头。
“当！当！当！……”海关大钟敲响了十下，那激动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不一会儿。对面走来一位身着咖啡色西装，右手拿着《申报》的青年。
罗瑞卿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来了。他快步迎上去。
那人对罗瑞卿微微一笑：“罗瑞卿同志，你好！我叫欧阳钦！”说着，一双大手伸了过来，声音虽然很低，但亲切、有力。
“同志！”这个亲密的字眼，像一声春雷，震撼着罗瑞卿的心，一股暖流顿时涌遍了全身。他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眼泪汪汪地望着欧阳钦。
欧阳钦，湖南宁乡人， 1919 年留学法国，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 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训练班学习。第二年6 月回国后被派到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到了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1928年秋天，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罗瑞卿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心想，为了寻找组织，自己受了多少苦啊！
欧阳钦经过简单严格的询问，严肃地对罗瑞卿说：“你已经被组织批准为正式党员了，党会很快给你分配工作。今后的联系人是老陈同志，具体工作将由老陈安排！”
“罗瑞卿同志！”欧阳钦最后说，“希望你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的期望！”
在欧阳钦刚刚离开之后，罗瑞卿忽然想到：糟了，我还没有履行入党手续啊！怎么办？
一个疑团笼罩在心头。
他想等和接头人老陈同志见面时，再问一问这些事情。但又一想，万一老陈同志不信任我了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先好好工作，等适当机会，再向组织说明这一情况。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