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3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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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药厂。镇东不远的清涧（秀延）有苏区的机械修配厂、被服厂、镇南百里延长一带蕴藏着丰富的石油，镇西与保安、吴起镇相望，镇北是波浪翻滚的大理河。瓦窑堡当时是陕甘省委所在地，陕北苏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中共中央临时驻地。中共中央礼堂就座落在离镇不远的龙虎山脚下。
中共中央礼堂（原是基督教的一座礼拜堂）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这里正在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毛泽东系统、精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场的前部中间，坐着一位三十上下年轻、潇洒的红军将领，正在全神贯注地聆听毛泽东的报告，不时地低下头记录着报告的重要内容。这位红军将领就是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谭政。
自193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迁至瓦窑堡以来，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辗转回国，带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共策略转变即由内战到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关精神。在这一精神的影响与推动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张闻天、刘英夫妻住的窑洞里举行。
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等十二人。张闻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即《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决议”）， 12月25日决议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决议》为六个部分：1。目前形势的特点；2。党的策略路线；3。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4。苏维埃人民共和国；5。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6。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会议及其决议基本上确立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开始了中共政策的重大转折或者转变。
为了传达与贯彻上述会议精神， 12 月27日，党中央在瓦窑堡龙虎山脚下中共中央礼堂即西北办事处的礼堂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会议上，谭政听取了毛泽东的报告及其对瓦窑堡会议精神的传达。
在返回驻地的路上，毛泽东报告富有鼓动性的话语，还不时在谭政的耳际回荡：“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陕北的腊月虽然寒冷异常，可是，红军和陕北的父老乡亲仍然忙着杀猪宰羊，沉浸在春节前的欢快、忙乱气氛中。然而，谭政却无心留意这中国古老传统的宝贵时光，多少天来，他苦苦思索，思绪万千，他在惦量毛泽东报告和瓦窑堡会议决议的份量。“政策要转变，红军政治工作该怎么办？”“如何使党的政治工作适应党的策略转变的需要？”谭政在不停地思索着。最后，谭政决定起草一份“万言书”，向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关于新时期、新形势下红军政治工作的改进意见。1936年正月，谭政在瓦窑堡度过了来到陕北的第一个春节。然而，他无心观赏陕北高原的明媚春光，却专心实施他业已定下的写作计划。白天，他伏案疾书，夜晚，又在窑洞昏暗的灯光下，彻夜不眠，继续写作。他的眼睛熬红了，他的脸颊消瘦了，他的计划终于完成了。1936年3 月26日，一份字迹工整、脉络清晰、思想鲜明的“万言书”——《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终于上报了党中央。
谭政在意见书中写道：根据新形势下党的政策的改变，目前红军在军事战略性质的意义上，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鉴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路线、策略的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红军的政治工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当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矛盾，国年的阶级矛盾降五次要地位。红军的政治工作即应由阶级矛盾跟上民族矛盾这一新的形势，由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变到复杂的社会活动。在红军政治工作转变后的历史时期，加紧对部队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教育，就成为红军政治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同时指出，不管红军新形势下的任务怎样改变，组织形式不能不有某些变化，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绝对领导是不能改变的，部队的管理教育不能放松，严格的纪律不容破坏。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战争性质的改变，部队基本的政治教育，主要是提高其民族感，发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坚定革命的意志。基于今后抗日战争作战任务和作战对象的改变，政治工作仍然是以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为前提，使红军部队走上近代军队的地位。发扬红军固有的特长——迅速、秘密、灵活机动，善于速决战，又善于持久战；善于攻击，还要善于山地战，还要善于平原作战、村落战、巷战，以及河川战斗。军事训练中，着重于干部素质的提高和指挥艺术的发挥，并开始指导战争规律的研究。红军的政治工作，必须在一定的战略任务之下，确立政治工作的方针。从一个战役计划，过渡到另一个战役计划，使政治工作领导，始终以党的工作为基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工作指导系统如果不和党的工作指导系统融成为一块，政治工作必然偏离方向。
谭政的意见书，最后对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政治机关的作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不仅要要求他们能够完成指定的任务，而且要培养他们具有单独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有敢于负责解决问题的毅力。整个政治机关的工作，必须真正建立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使工作有计划地、系统地从组织上来推动，能够指挥如意地去领导部队的工作。随着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和军队所担负任务的改变，要求政治工作有高度的集中与严格的政治纪律，反对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习气，保持红军政治工作优良的作风，求得创立政治工作统一的意志，整齐的步调，协同一致地为着工作的目标去努力奋斗。①谭政的“意见书”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载发了谭政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书，并加了重要按语。按语写道：谭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杭日战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②谭政的“意见书”也曾提出过错误的意见，如“为了遵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的统一行动和编制体制，建议取消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对于这样的意见，中央没有批评指责，只是在转发谭政“意见书”的按语上指出，除政治制度的改革意见尚待研究以外，谭政所提红军新时期政治工作改进意见是正确的。谭政的《意见书》深得毛泽东、朱德、罗荣桓等领导同志好评。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曾风趣地问谭政：“谭政呀，给你十发子弹，你能命中十个敌人么？”谭政回答：“打死靶子差不离，打运动目标一个也不保险。”这位领导说：“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你那支笔用好了，战斗力是不可估量的。”春天的温情尚未散尽，夏日的炽热已经来临。在这阳光明媚、景色宜人的季节里，陕北瓦窑堡沉浸在欢庆的气氛里。
1936年6 月1 日。陕北瓦窑堡米粮山。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临时堆起了一个土台，土台上放着一张长方桌，几张木条凳，一条横幅悬挂正中，上面写着“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旧庙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整个会场简朴而又隆重。主席台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一一落座。主席台下，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盘腿而坐，阵容整齐。谭政有幸成为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坐在主席台下的学员队里，出席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
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之事，早在1936年初就开始了，当时党中央决定以“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红军大学”，并立即着手筹备。
二月间，毛泽东、彭德怀签发了西北红军大学招生布告。5 月14日，毛泽东等出席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了创办红军大学的问题，并且强调应抽调大批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5 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讨论决定建立“红军大学”，并决定将校址设在瓦窑堡米粮山。于是，选派干部进入红军大学的工作立即展开。红军各军团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将一大批优秀干部选送到红军大学，保证了6 月1 日红军大学按时开学。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红军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开始了。毛泽东向红军大学学员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指出：“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接着，他又鼓励大家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毛泽东两手时而叉腰，时而举起和挥动右臂，给红军大学一期的学员们，作了一次生动、慷慨激昂的演讲。毛泽东的讲话深入浅出，着重阐明了创办红军大学的目的、意义，规定了红军大学的教育任务，给正在聆听讲话的谭政很大鼓舞。他感觉身上的担子格外沉重，一种解放民族、争取光明的使命感、责任感油然而生，在谭政内心荡起无限涟漪。他禁不住想起了不久前党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