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2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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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党工作一天。”他是身体力行这句话的。一九六○年他不顾重病，主动担任了领导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任务。每天他要用数小时的时间口述或审阅战史文稿，并且经常请编辑人员来开会讨论。这样繁重的工作是他的健康情况所不能承担的。由于过度劳累，一九六二年夏，又突然大咯血。大量的咯血，致使血压下降，心脑供血不足，意识朦胧，病情极为严重。医院组织了抢救组，日夜护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海东同志还安慰大家说，他感觉很好，让大家不要紧张，注意休息。一旦病情稳定，他脸上又露出那特有的笑容！！
徐海东同志极为平易近人，关心群众。闲时，他喜欢和警卫员谈天，讲革命历史，讲战斗故事，谈时事，谈思想，关心同志们政治上的进步。他经常用党的历史和自己的革命经历教育大家，勉励大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们去时就更高兴了！他谈笑风生，我们也毫无拘束，谈起来真是畅所欲言。大家和首长在一起，总是处在欢乐的气氛中！徐海东同志还很关心群众生活，见面总是问长间短，从家庭到个人，无不关心。有的警卫员家庭困难，他就让周东屏同志设法补助。一九六○年经济困难时期，部队送来了一些黄羊肉，他马上分给大家。我们在那里工作时间晚了，一定要留下吃饭，并总是嘱咐周东屏同志给我们做些好菜吃，然后再用自已的汽车送我们回去。凡此种种，虽然都是些小事，但革命的温暖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样一位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自己只留得一付病残身躯的革命家，也未能逃脱林彪的魔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先是从政治上给他捏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唆使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围攻他，批斗他，妄图把他打倒；之后又从肉体上摧残他，停止氧气和药品的供应，取消我们对他的治疗。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一位为革命立了大功，百战疆场未被敌人杀死，久患重病未能丧生的钢铁战士，竟被林彪、江青一伙残害致死了！
一年后，我们得知徐海东同志逝世的消息，照顾过他的同志无不悲愤填膺！知道他在临终前还嘱咐家人暂时不要把他逝世的消息通知我们，以免在敌人还猖撅时使我们受到连累，同志们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沉痛地掉念我们曾多年照顾过的老首长！他那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临危不惧的革命精神，乐观豁达的革命态度，严肃认真的工作责任心，以及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的老干部作风，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徐伯怕家做客 张明鸣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刮起后，湖北省委“瘫痪”了。我看见爸爸张体学被戴高帽、“架飞机”……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开始了流浪生活。我那时才十五岁，在家想离开家，离开家又想家。二月下旬的一天，我终于回到武汉。舅婆见我回来了，满面笑容，拉着我的手直往里屋走，好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我说。我心想：“老舅婆笑得这么好，准是好事！”到了里屋，舅婆悄悄地对我说：“可出头啦！你老子（二月）十六日到北京去了……。”听舅婆说完我才明白过来，是周总理把爸爸从“造反派”手里要出来，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了。
第二天，我上街看大字报。刚出家门，就碰上韩东山伯伯（当时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女儿，她是特意来找我的。她叫住我，对我说：“爸爸叫我来告诉你，徐海东伯伯来电话，说你爸爸叫你去北京，而且越快越好！”
我半信半疑：“真的？”
“真的！谁骗你不成。”
看她那认真的样子和说话的口气，不象是开玩笑。我相信了她的话，高兴得连声“谢谢”也没说，转身跑回家，向舅婆讨了三十元钱，连夜跳上了开往北京的直达快车。
二月下旬的北京，正是严冬时节。天空灰蒙蒙的，干冷的北风，吹得人直打寒颤。街头巷尾，贴满了打倒“走资派”、“叛徒”、“特务”的大字报大标语。我下了火车，便直奔爸爸一位老战友家，请季阿姨帮我打听徐伯伯家的住址。颇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打听到徐伯伯家的电话。要通了电话，徐伯伯知道我到了北京，立即派车来接我。
我坐上徐伯伯的汽车，想起了一段往事：那大概是一九六一年冬天，徐伯伯从外地返回北京时，路过武汉住了几天。我那时还小，听爸爸说要带我们去看望“徐大将”，心里还有点儿害伯哩！那次徐伯伯穿一身深色的旧呢制服，坐在圈椅上，一说话脸上就露出笑容，和蔼可亲，丝毫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威风凛凛”的“大将”。回家后我问爸爸：“徐大将为啥老坐在椅子上不动，叫别人抬着他走路哇？”爸爸说：“唉，徐大将战争年代得了严重肺病，连呼吸都困难，怎么能走路呵……”从爸爸讲过以后，我才知道，徐伯伯一直与疾病进行顽强地斗争，甚至躺在担架上还在指挥战斗，是位坚强的、了不起的人民将军！
我正想着，忽然汽车鸣了两声嗽叭，驶进徐伯伯家的院子。周东屏妈妈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呵呵笑着，迎了出来。她象我舅婆那样牵着我的手，领我去见徐伯伯，一边走一边说：“你徐伯伯听说你这么快就来了，简直高兴坏了。他叫人赶紧去接你，叫我给你收拾床铺。你看，床铺好了。这间是你徐伯伯的外屋，这间屋子安静，徐伯伯怕你在家睡不好觉，说要让你在这里好好睡一觉。”
我跟在周妈妈身后，看着那柔软的枕头和洁净的床单，偷偷地抹去滚落在脸上的两滴泪珠，走进了徐伯伯的卧室。卧室里简单朴素，没有一件奢华的摆设。就是一张大床，床头柜上放着一盏老式台灯和一摞文件；床的另一边立着一只氧气瓶，整个屋子空空荡荡。徐伯伯半躺半坐地靠在床上，脸上没有笑容，似乎心事沉重，在思考什么问题。见我来了，徐伯伯伸出手握了握我的小手，叫我坐在床前，问我说：“妈妈呢，她不能来呀？”
“妈妈还好。她，她在机关，来不了。”我不由得撒了个谎，隐瞒了妈妈被关押、批斗、扫厕所的境遇。
徐伯伯“嗯”了一声，又问我家里其他人和武汉的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
“他们打倒你父亲，你想不想得通？”
我看着徐伯伯，摇了摇头，意思是“想不通”。
“不光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在下面勤勤恳恳干工作的同志，都成了‘走资派’，都打倒了！那些不干工作的人，现在却一步升天，红得发紫。我看红得发紫，是要紫得发黑的！湖北的工作，中央和毛主席过去是肯定的。造反派‘炮轰湖北省委’，江青说什么王任重（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是‘CC特务’，要打倒；张体学工农出身，参加红军时还是个小鬼，没有历史问题，也要打倒，而且连老婆孩子都要跟着倒霉！”徐伯伯眉头紧锁，脸涨得通红，越说越气：“他们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我看好人都要被他们打光了！”
周妈妈见徐伯伯喘着气，激动了，忙说：“海东，孩子刚来，说这些干什么？”
“好吧，不说了。东屏，你去给体学打个电话，就说孩子到了，今天太晚，孩子先住在这里，叫他放心。”
不一会，周妈妈打完电话回来，说爸爸一定要让我到他那儿去住。徐伯伯笑了笑，说：“也好，不去体学是睡不着觉的。”我点点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徐伯伯。
当天晚上，我见到爸爸。父子俩谈得很晚很晚。听爸爸说，他一到北京，徐伯伯就打听到他住的地方，把他接到家里，炖了两只肥油油的老母鸡，让他饱饱地吃了一顿。在饭桌上，徐伯伯给大儿子文伯下了道“命令”，让文伯每个星期六告诉厨师做好吃的，接爸爸“打牙祭”。那天，徐伯伯还和爸爸谈了很长时间的话，让爸爸用“两分法”看待自己，既要肯定成绩，又要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群众运动中的各种意见，要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徐伯伯对爸爸说：“说你是‘三反分子’，我不同意！我们是穷苦人出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跟党走了几十年，现在怎么会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呢？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红的说不白，白的也说不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会给我们做出正确的结论的。”徐伯伯的话，对爸爸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爸爸还告诉我，要我到北京，也是徐伯伯出于对爸爸的关心而决定的。当时，爸爸虽想找个孩子来和他作伴，但考虑到长时间没有回家，不清楚里的情况，因此有些顾虑，害怕连累我们，不敢和我们联系。徐伯伯对爸爸说：“你就不用管了，我们想办法联系……”临睡之前，我问爸爸：“和我们来往，徐伯伯不怕‘沾边’？”爸爸说：“徐海东可不是那种人！”
严冬过去了，春天来了，爸爸和我成了徐伯伯家的常客。每逢星期六，周妈妈和文伯哥早早就打来电话提醒我们：“今天是星期六，没忘记吧……”。“明鸣，今天星期六啦，你们下午一起床就来，一定要来，不然，你徐伯伯又要发脾气啦！”爸爸和我每次到徐伯伯家，都象回到自己的家，无拘无束，温暖舒适。徐伯伯不是和爸爸谈谈话，就是让爸爸阅读一些文件，了解了解外界的情况。每次吃饭，徐伯伯是一定要穿好衣服，让人把他抬到饭厅，陪爸爸一起吃饭。看到我们吃得香，吃得多，他就满意了。饭桌上虽然没有山珍海味，但具有大别山风味的瓦罐鸡汤、红间猪蹄、夹干扣肉……却都是徐伯伯特意叫周妈妈准备的。
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都害怕“沾边”的荒唐年月，不光爸爸是徐伯伯家的常客，许多无辜遭受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的老干部，也是徐伯伯家的常客。
当然，到徐伯伯家的客人，也有受冷遇、碰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