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2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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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鄂豫皖苏区红旗不倒，人民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吃了许多苦；根据地的部队是立了大功，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不要只看人家的缺点，以老大哥自居！”

我们一路走着，他耐心地引导我们，教育我们。这就使我明确了今后的工作方向，应该注意的问题，对于即将开始的工作，信心更足了！

经过十几天的行军，于十一月初我们安全地到达了安徽省涡阳县新兴集——新四军第六支队所在地。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少奇同志和我们大家。

在新兴集，刘少奇等同志听取了彭雪枫等同志关于豫皖苏边区工作情况汇报。当彭雪枫同志谈到近一年来部队发展很快，向少奇同志要干部时，刘少奇同志指着身边的徐海东，对彭雪枫同志说：“找你们的副总指挥，请他帮助你们解决问题。”

会后，徐海东同志对于第六支队的情况，认真地进行了研究。他考虑，六支队是一个新发展起来的部队，骨干力量少，急需要干部。因此，在征得少奇同志同意后，果断地把从留守处带来的部分干部，分配给第六支队。

在谈到我的工作时，海东同志对我说：“宋应敔同志（我原来的名子），本来我想把你带到四支队（海东同志兼四支队司令员），但情况有了变化，六支队发展快，现在有些困难，我们应该支援他们。”他还向我解释：“干部是党的，不是哪一家的，哪里需要，就应该到哪里工作！再说，彭雪枫同志是个文武双全的同志，文化水平高，打仗很勇敢，有经验，爱护干部，对干部要求严。只要你主动积极地工作，关系是能很快搞好的！”

当我谈到怕带不好队伍，打不好仗，有些信心不足时，他大声地对我说：“打仗这玩意，看起来很神秘，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不过是个大老粗，窑工出身，开始打仗我也不会。不会，学麻！多打几仗，不就会了。一个部队的作风也是如此，是打出来的。部队的作风好不好，关键时刻能不能冲得上去，主要看干部。所以部队的好作风、好传统，是干部带出来的。因此，我希望你，把我们党的三大作风、光荣传统，带到新的部队中去！”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宋应敔同志，你已是一个老同志啦，我相信你一定能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做好党的工作。”在徐海东同志耐心帮助下，我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务。

不久，海东同志就与我们分手了。

事隔几十年，每当我想起徐海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应以徐海东同志为榜样，谦虚谨慎，顾全大局，努力工作，不断前进！海东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的崇高思想，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凛然正气铮铮铁骨　王首道——怀念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徐海东同志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无产阶级的军事家，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是我敬重的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我和他在一起共患难，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在我的脑海里，常常涌现出当年在战骑嘶鸣、杀声遍野的沙场上，他挥戈跃马、英姿勃勃，如青松挺拔、巍然傲立的情景。徐海东同志含冤去世现在已经十年了，今年又正是他诞辰八十周年，我作为历史见证人，怀有强烈的愿望，要写下一点回忆来纪念他，以鞭挞林彪、江青、康生，这一伙丑类，寄托我对这位老战友的深切怀念之情。

一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经过整整一年的长途跋涉，突破敌人无数次的围追堵截，历尽种种艰难险阻，纵横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了。

徐海东同志当时正在亲自指挥红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围歼进犯陕甘边区的东北军的榆林桥战役，听到这个莫大的喜讯，立刻骑上他那匹枣红马，带了几个骑兵通讯员，飞驰来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徐海东同志紧握着毛泽东同志的一双大手，热情地问候，他注视着毛泽东同志清瘦的身体和战士破旧的衣着，知道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亟需在物质上进行补充。他马上嘱托陕北地方党和十五军团同志大量地供应中央红军粮食和猪羊，并补充服装，解决各种需要。毛泽东同志详细询问陕甘边区情况，徐海东同志和陕北地方党的同志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一个严重的事件：陕甘边区是当时我党剩下的唯一的一块根据地，也和全国其他红色根据地一样，深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毒害。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王明路线的代表者及其在陕北的执行者戴季英等，竟把陕北红军的创建者刘志丹同志和习仲勋、汪锋等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革命同志打成“右派”、“反革命”，投入监狱，肃反扩大化的恐怖压抑边区，加上蒋介石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和隐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的乘机破坏，眼看这块革命根据地也有被葬送的危险。

徐海东同志说：党中央、毛主席来到了陕北，给陕北军民、陕甘边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广大干部和群众殷切盼望党中央、毛主席拯救刘志丹等革命同志，挽救陕甘边区。

毛泽东同志仔细倾听了忠实的陕北干部和徐海东同志的汇报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请徐海东同志和陕北同志们放心，中央会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我当时在国家保卫局工作，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被戴手英控制的西北保卫局，把事态控制下来，以免进一步恶化。

当我和刘向三等同志离开下寺湾赶赴瓦窑堡时，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我们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代表中央审阅了戴季英提供的案卷，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证明刘志丹等同志绝不是什么“右派”、“反革命”，而是一贯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戴季英他们罗织的所谓“罪状”，一条也不能成立。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同志来到瓦窑堡，我们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们的看法，立即给刘志丹同志和其他同志平了反，恢复领导工作。同时，为了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予戴季英最后警告处分，并撤了他的职。

二红十五军团在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使向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东北军大为震惊，但蒋介石仍驱使他们加紧向边区进攻。毛泽东同志决定给予来犯之敌一个迎头痛击，亲自指挥中央红军一军团迅疾隐蔽地经保安、安塞，来到（鹿卩）县西南的直罗镇，与早就集结在该地区的红十五军团部队会合，布置一次歼灭战。

这是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打的第一仗，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这次战役非常重视，周思来、彭德怀周志都亲临前线，直接领导和指挥。徐海东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第一次与一军团并肩作战，极为兴奋。红十五军团战士们见到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首长和一军团战友，欢欣鼓舞地高呼：“向中央红军学习！”

直罗镇是由甘肃合水通向陕西（鹿卩）县道路上的一个较大的村镇，位于葫芦河南岸，居民约二百户，三面环山，南北有连绵的山岭对峙，两山之间为一狭长的河谷，仅有一条可供步兵和驮马蜿蜒行进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指示徐海东等同志带领团以上指挥员登上直罗镇附近的高山察看地形，大家众口交赞这真是一个天设的口袋阵地。于是决定把敌人引进直罗镇，然后收缩口袋，从南北两面夹击，予以歼灭。

十一月二十日下午，东北军一○九师在师长牛元峰率领下，兴高采烈进到直罗镇，镇内看不见一个红军，连老百姓也走得干干净净。牛元峰盲目自大，轻视红军，所以他没有指示部下构筑工事，全师官兵连走带打劳累了一天，分头在老百姓家里搜索出一些米、面、鸡、鸭、小猪等，高兴地吃得心满意足，便倒头呼呼大睡。

入夜后，毛泽东同志按照预定部署，下达作战命令，中央红军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同时急行军从隐蔽集结地连夜赶到预定阵地，将直罗镇严密包围起来。毛泽东同志向徐海东等高级指挥员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二十一日拂晓，红军分两路杀声震天，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东北军从梦中惊醒，仓惶组织战斗，抵抗的多死于枪弹之下，不少都集体缴枪。牛部团长石世安认为大势已去，自戕而死；另一团长郑维潘亦伤重而死。一○九师被压缩在两山之中的重围里，狼突豕奔，各逃生命，都被红军由山头和山下两面卡住，不是被俘获，即是纷纷缴枪投降。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军就占领了直罗镇。

牛元峰带着师部一些幕僚和少数战斗官兵，逃到镇南山一高地的土围子里喘息，企图顽抗，困守待援，他万没料到援军还未到直罗镇，就被红军击溃。当晚，牛元峰眼见援兵无望，下令向（鹿卩）县突围，自己率残部盲目向西南方逃窜。我七十五师战士紧紧追击，战士们说：“一定要把这条‘牛’牵回来！”约摸追了四、五里。最后，牛元峰身边只剩一个参谋处长和一个随从副宫，追踪的红军已经逼近，牛元峰走投无路只好自杀。直罗镇战役即以一○九师全部被歼而告结束。

这一重大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大大地巩固了陕北的革命根据地，“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