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1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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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咐我，他死后不要通知同他战斗过的伯伯、叔叔们，以免牵连他们；但一定要告诉王震叔叔。我遵照父亲的遗嘱，从郑州发了电报给王叔叔，报告这一不幸的消息。听说王震叔叔接到电报时，手不住地颤抖，泪流满面；一连几天吃不下饭，也不见任何人；他老人家亲自写了一份长达数百字的唁电，但是这份电报被当时河南军区的个别人无理地退回了。
1979年1 月24日，党中央终于为我父亲彻底平反昭雪，给父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敬爱的邓小平叔叔主持追悼大会堂，王震叔叔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后，我陪母亲去看望王叔叔，他深深怀念地说：“海东大哥是我的当之无愧的老大哥，要不是林彪、江青于伙残酷迫害，决不会这么早离开我们，他要是看到现在这样的结局，多么高兴呀！我永远忘不了徐大哥，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功勋永放光辉，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
忠诚的战士善战的将军 张希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军杰出的指挥员、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徐海东同志诞辰八十周年，也是他惨遭林彪、“四人帮”迫害含冤逝世十周年。每当我回想起与这位令人尊敬的老首长一起工作的经历，就更激起对林彪、“四人帮”的无比仇恨和对徐海东同志的深切怀念。徐海东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十多年了，而他那光明磊落的政治本色、忠勇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高贵品质，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襟怀坦白对党忠诚一九三二年，蒋介石调动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实行残酷的“围剿”。根据地军民坚持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和破坏，终未取得反“围剿”斗争的最后胜利。这时，党内机会主义者张国焘背着党中央和毛主席，实行逃跑主义，擅自将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把我党我军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让给了国民党反动派。
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仅约一万人。由于敌人的猖狂“围剿”，我军分散，不能形成打击敌人的强有力的拳头，屡与敌人作战而不能取胜。根据地军民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都很混乱。如不尽快地将分散的部队集中起来，就有被敌人各个击溃，以导致整个苏区斗争的失败。在此情况下，当时的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以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为基础，立即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同志任军长，徐海东同志任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我当时在红二十五军保卫局任职，后来相继任军直属队部党委书记、经理处（后称供给部）政委。自此，与徐海东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
徐海东同志对张国焘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极为不满，为贯彻执行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和红色割据的主张，在重建红二十五军、巩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和右倾思想作了顽强的斗争，坚决维护了党的统一和团结。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三年初，红二十五军集中兵力与敌作战，军事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根据地的形势稍有好转。这时，鄂豫皖省委在王明路线的影响下，错误地估计形势，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夺回中心城市”、“恢复整个苏区”等，并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贸然决定夺回七里坪。七里坪位于红安县城以北四十余里处，西、北两面有倒水河作自然屏障，东、南面有较为突出的制高点，工事相当坚固。敌兵力为三个团六千人。另外，距七里坪不远的城镇都布有重兵防守，可随时增援七里坪。而当时我军只不过一万人左右，并无优势兵力。在传达省委关于攻打七里坪的决定时，徐海东同志认为，我军既没有攻坚条件，兵力也不足以围攻敌人和阻敌增援；根据地屡遭敌人洗劫，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我军军需、物资和给养毫无保障。因此，他坚决反对省委的这一错误决定，并郑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由于省委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徐海东同志的正确意见非但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后来，在围攻七里坪的过程中，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我军兵力不足，连该镇通向外地的公路都无力加以控制。因此，并未国死城中之敌，敌人外围援兵仍然畅行无阻，而我军由于阵地正面过宽，兵力分散，不能对敌人实施重点突击，以有效地歼灭敌人。随着时间的拖延，我军的给养、药品等供应越来越困难，部队被拖得精疲力尽，广大指战员流露出一些怀疑和不满情绪。这时，徐海东同志向省委提出撤围的建议。当时，红军党内正犯有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谁怀疑上级决定、或是给领导提意见，都有可能被打成右倾分子、反革命而加以迫害，轻者受处分，重者要处决。对此，徐海东同志毫不畏惧。他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为了革命利益，他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他与左倾路线的冒险主张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说，省委关于围攻七里坪的主张本来就不妥当，久围而不克，打疲劳战，这不是我们红军的战术。部队消耗越来越大，现在如果再不撤，我军就要被拖垮。假如外围敌人再来个反包围，对我形成内外夹攻的态势，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徐海东同志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不但没有被采纳，反而遭到了无理的批判。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主要负责同志把他的意见说成是右倾主张，并当即把他驱逐出会场，剥夺了他参加讨论的权利。尽管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但徐海东同志毫不气馁，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定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历经四十三天的七里坪战役，红二十五军减员近半，所剩七千余人，体质也很弱。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才不得不决定撤围。在此期间，徐海东同志所提两次建议虽然未被及时采纳，但他那主持正义、无所畏惧的高贵品德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徐海东同志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在路线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九三四年底，红二十五军北上到达陕南地区，并决定在此开辟根据地。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个别同志面对艰苦的条件，产生了畏难情绪，怕担风险，不愿在陕南扎根。他们的理由是：陕南是山区，地盘小而且穷，红军补给困难；陕西的敌人是盘踞多年的国民党王牌军，实力雄厚；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干部伤亡较大，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决不可能单独创建根据地。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合，并声称：“红四方面军是老大哥部队”、“会合力量大”、“我们可以吃现成饭”等等，以此来动摇省委的决心。到了一九三五年初，随着敌人进攻的开始，特别是春荒的到来，这种思想的影响逐步扩大，直接妨碍了省委关于在豫西北、鄂东北、陕南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统一行动。为此，省委召开会议，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根据地”问题，展开了一场重大的思想斗争。会上，作为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同志，针对一部分人的右倾逃跑主义思想，给予有力的驳斥。他指出，红军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需要，我们离开了鄂豫皖苏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必须在这里扎下根来，建立人民政权，以牵制敌人“围剿”中央红军的兵力。他说，陕南山区艰苦，这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困难；盘踞陕西的敌人虽然实力雄厚，但他们的统治很不牢固，缺乏山区作战的经验，这正有利于我军发扬长处，击敌短处；陕西军阀与蒋介石有较深的矛盾，有利于我们多做统战工作；群众长期受国民党宣传的欺骗，觉悟不高，但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宣传和教育群众，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就能使我们站稳脚跟，扩大红军的影响。自此，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主动出击，打土豪，分田地，大灭敌人锐气，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并健全了地方基层党组织。边区广大群众欢欣鼓舞，革命情绪不断高涨，青壮年勇跃参军，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红二十五军迅速壮大，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围剿”，牵制和歼灭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海东同志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他手中虽握有兵权，但从不自以为是。他对党中央、毛主席历来十分尊重。说话、做事都要想到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记得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了迎接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到来，红十五军团与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联合攻打敌人重耍据点张村驿。由于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沿途连续与敌作战，加之生活条件艰苦，战士的体质很差，战斗力受到一定的影响。当时，他们有一个连参加了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的战斗。战斗中，该团政委十分傲慢地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徐海东同志得知后，立即把他找来，严厉地批评了他不注意团结，不尊重毛主席直接领导的老大哥部队的错误言行，并当即宣布给他以撤职处分。徐海东同志利用这一典型，教育红二十五军克服当时普遍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加强与兄弟部队的团结。他对大家说，革命队伍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只有时刻记着党中央，我们的行动才有方向，才能打胜仗。任何违背党中央、有损于团结的言行都是不能容忍的。
徐海东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任劳任怨，积极负责。从一九三二年底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