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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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路线，我们不能这样直接北上，采取向南佯攻枣阳，取道豫西平原，再西转向伏牛山！”吴焕先说着，手指也不停地在地图上移动。
“好！”程子华把拳头往桌上一砸说，“我们来他个声南击北！让蒋委员长的计划再次落空！”
国民党官兵，好像红军指战员棋盘上的一颗子，摆到哪是哪。他们果然中计。各路追堵之敌纷纷向枣阳集中。红二十五军突然于22日从枣阳县城以北的韩庄掉头，在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带领下，折向东北，绕道平氏镇，泌阳城东，经马合田、贾楼等地，乘虚北上，进入豫西平原，打破了敌人的追堵。
长征以来，徐海东一直率领手枪排、带着前卫团，指挥冲锋，抢占隘江。他昼夜不眠，两眼熬得又红又肿。程子华看在眼里，疼在心中。他说：“海东，看把你累成这个样子。你从前卫团改成后卫团吧！好在职后边略略放松休息一下！”
徐海东想，军长对部队情况不太熟悉，再说，从分工上讲，副军长也应该是前卫。他说：“前与后，都一样走路，在前边早到，还早休息呢！”
吴焕先太了解徐海东啦，这个人，舍已为人，可以两肋插刀。从来都是把辛苦留给自己，把安逸让给别人。便支持程子华说：“海东，今天应该叫我们在前头了！”
说着他和程子华一块朝前卫部队走去。
谁都明白，部队的前卫团与后卫团相比，要劳累多了。如果把行军中的部队比作一条游龙，那前卫团就是龙头。负责侦察、带路、冲锋、占领有利地形等重任。作为前卫团的指挥官，更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丝毫不能麻痹大意。在敌情严峻时，更是如此。后卫团任务虽也很艰巨，但精神上放松多了。
部队刚一出发，徐海东就支持不住了，骑在马背上打起盹来。
豫西平原，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封建势力盛强，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村落围寨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多者有枪数百支，并配以土炮防守。有的围寨四周还筑有外壕，深水环绕，红二十五军在前进途中常遭地主武装的袭扰，行进缓慢。敌人派出的便衣侦探也常夜间在红军所到之处进行骚扰活动，他们纵火烧房，以示红军行踪，并借机造谣惑众，底毁红军声誉。
这里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平原堡垒，构成一落千丈片杀机四伏的连环阵！
省委明确提出几项必须遵守的规定：部队每到一地，不得进驻围寨；沿途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对于寨主豪绅，不打不分其财；只要为我让路，均应以礼相待。（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 页。）
省委和军部的领导分别到各团队召开干部会议，宣讲有关政策和群众纪律，要求以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行为，争取团结寨主头目，宣传影响群众，唤起群众。以党的政策去夺取胜利，争取在两三天内顺利通过围寨区域。
晚上，徐海东、吴焕先从徐宝珊的屋子里走出来，身上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抬头朝夜空望了望，一轮贺而又明的月亮，高高地悬在空中。
“副军长，政委，你们还没睡么？”屋檐底下，忽然冒出一座铁塔似的黑影，操着浓重的鼻音问道。
“是艾武（郑位三的警卫员）呀！唔！今晚的月亮，还是那么亮！”吴焕先不由嘟哝了一句，随口问道：“老郑还没睡？”
“他还在写信！”艾武答到。
两个人走进郑位三的屋子。郑位三伏在一盏油灯底下，面前堆着几叠信封信笺，全神贯注地挥动着一支中锋狼毫……
“喏，还没写完吗？”吴焕先问。
“快了快了！一个晚上我能造出几个团的兵力呀！”郑位三这才抬起头来，两撇八字黑胡一撅一撅地笑着说，“每封信顶一个连兵力。明天要过十几个大的围寨，都得写上一纸广告，派人事先送到。呵呵，对待这些封建寨主，信中还必须抬举几句，讲明这军北上之目的，晓以民族大义。我们的北上抗日‘出发宣言’，在桐柏山没有散发几张，现在倒是不够用了，散都散不过来了……”
“就是，就是，”徐海东连声说，“每一张‘出发宣言’都抵得上几个班的力量，赶快再刻印一些，沿途广为散发，到处张贴！攻都攻不破的地主围寨，一封书信、几张传单，就可以打开一条通路。这真是兵马未动，政策先行啊……”
“对了，”吴焕先说：“你的三字经、四言诗、顺口溜现在也有用武之地了！编上那么几句，教给宣传部一路上喊喊，加强政治攻势嘛！”
第二天，部队过往时如入无人之地，一切都很顺利。有的寨主，还在寨外摆上桌椅，放了些香烟，茶水、糖果之类的东西，以迎接红军过境。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每路过一座围寨，都可着嗓门子大喊一阵：老乡老乡，不要惊慌；我军所向，抗日北上。
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
……
中午。王家大庄。
高墙耸立，栅垒重叠。城楼上各种形状的龙凤旗向路过的红军战士“招手致意”；刀矛剑戟林立两旁，鼓乐高奏，作为欢送红军战士的仪仗队，寨墙垛口，荷枪实弹的团丁在“维持治安”。好气派的大地主啊！
有那么几个近似乡绅子弟又像学生模样的青年，竟在城头上摇头晃脑地说长道短、品头论足，跟红军指战员逗着趣儿：“你们哪是红军，是东北的奉军……”
“哈哈，在大别山吃了败仗的奉军！”
红军政治部的小宣传员们，齐声高喊，“我们不是奉军，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
“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北上抗日的先遣队……”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对方听了，不禁又嚷嚷起来，“哈哈，你们身上背的铁家伙，全是奉天造的马步枪，捷克式的轻机枪。这么好的武器还打败仗，真丢人！还假充红军，别胡弄人了……”
徐海东一听，心想：我们缴获奉军的装备，反而替奉军顶骂名，不行，命令道：“就地休息，洗清罪名！”
不一会儿，军政治部的小宣传队员们，当场又喊了起来：奉军奉军，没有良心；只打红军，无家可奔。
不抗日本，丢了东北；呜呼哀哉，国民伤心。
红军红军，炎黄子孙；北上抗日，意志坚贞。
出发宣言，宗旨在先；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城楼上，有十来个中老年人，有的吸着香烟，有的拄着文明棍，有的手捋白须。各个身穿蓝色或紫色绸缎长袍，对这些雄姿英发，朝气蓬勃、品格高尚的红军指战员不时地点头称赞。有个人说：“这是一支‘学生军’、‘儿童军’呀！”
徐海东看在眼里，听在耳中。不自然地回头看看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战员，确实是支“学生军”、“儿童军”。
说红二十五军是“学生军”、“儿童军”的提法恰如其分，名符其实。
长征开始时，包括几位领导同志在内，都是十分年轻的。军长程子华二十九岁，军政委吴焕先二十七岁，年龄最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也只有三十四岁。像韩先楚、刘震、陈先瑞等团营干部大都二十出头；像王诚汉、张天云汪家道、张体学、孙光、李耀等连排基层干部，多是不到二十岁；像刘华清、陈鹤桥、张池明等在军部机关工作的，詹大南、宋维（木式）、何光宇、廖辉等担任警卫工作的同志，都是十七八岁，当时但任红二十五军共青团委书记的黎光同志，也才十七岁。连队战士的年龄就可想而知了。全军确实没有几个年逾十八岁以上的士兵战斗员。
正是这支“儿童军”、“学生军”，在那艰苦而坎坷的战略转移中，踏出一落千丈条闪光的长征路，先期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谱写出一曲曲血与火的青春进行曲。
1936年《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长征》一文是这样介绍这支神奇的“儿童军”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十八岁以上的战斗员。从前的鄂豫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孤儿，那些在一九三二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恐怖条件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
在鄂豫皖边界人迹罕见的崇山峻岭上……十一二岁的儿童，上山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红二十五军。产生了儿童军。这一军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有从十三到十八岁。……
神奇的“儿童军”像雄鹰在那里（陇东高原——作者注）盘旋一样，使敌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俱寒！（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三期，《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底长征》。）
在红军政策和行动感召下，大多数围寨的武装地主保持中立，使红二十五军赢得了时间，胜利地通过了围寨地区，摆脱了敌人的此的追堵。红二十五军边前进边高唱《红色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勇敢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当！
1934年11月25日夜。独树镇东南王店。
寒流突袭，气温骤降，北风刺骨，雨雪交加。
昏暗的夜油灯柱，忽左忽右，在这寒冷而潮湿的黑夜里挣扎。
省委书记徐宝珊拖着重病主持着军事会议。
一位当地地下共产党员介绍说：“王店距许（昌）南（阳）公路还有二十多公里。公路沿线中，只有独树镇附近的马庄、七里岗、砚山铺一带敌人防备空虚，可以趁机强过许（昌）南（阳）公路进入伏牛山东麓。”
徐海东说：“敌五个‘追剿’支队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已尾追上来。必须马上通过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