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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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北征前夕，点检作天子的谣传令京师人心惶惶，富室或举家逃匿外州，赵匡胤密告家人，说：“外间汹汹，将若之何？”他的姐姐拿起擀面杖要揍他，说：“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应自作主张，到家来吓唬妇女干吗？”
其二，赵匡胤兵变成功，回师京城，有人报其母杜氏，她说：“我儿素有大志，今天果然。”两事也都证明匡胤是欲知其事的幕后谋主。赵匡胤之所以在代周以后遮遮盖盖，还是拘泥于儒家正统思想。实际上，他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五代政局动荡和政变频仍的局面，有功于历史甚多，后人已经并不在意他如何得位的细枝末节了。
次日，因太祖曾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故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仍定都开封。五代除后唐建都洛阳，其他四朝皆都开封。除了北边还有黄河，开封所处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易攻难守，故而直到太祖晚年，还有迁都之议。开宝九年（976年），他准备迁都洛阳，群臣力谏不便，太祖表示将来还要再迁都长安，理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还有一个原因，据说是为了避开其弟光义在开封形成的势力集团）。光义谏道：“在德不在险。”太祖默然良久，放弃了迁都的打算，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确实，从军事地理学上看，定都开封的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它势必要求有重兵拱卫京畿，造成守内虚外的结果。而澶渊之盟、靖康之变，也与开封四战之地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但从经济地理角度看，定都开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因为：晚唐以来国家财政主要仰赖江南经济，而江南漕粮能够顺抵开封，却难到洛阳。太祖在吴越献宝犀带时说：“我有三条宝带，一是汴河，一是惠民河，一是五丈河。”首当其冲的汴河就是连同大运河以专运江南漕粮的。因而，太祖最终放弃迁都洛阳、再迁长安的计划，只得定都开封，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再回到太祖开国的话题上来。太祖代周，有两个握重兵在外的将领并不买账。一个是驻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原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一个就是以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驻守扬州的李重进。太祖即位后，即遣使加两人中书令的荣衔，试图稳住他俩。
李筠先是拒见使者，既而会见使者时对着周太祖郭威的画像涕泣个不停，却犹豫不敢立即起兵。其后，他与后周的世仇北汉结盟，迟至四月才公然揭旗反宋。他命其子守节镇守潞州，大军兵锋直指开封。太祖派石守信、高怀德等分道迎击，扼断其退入太行山的关隘。六月，太祖亲率大军进讨。李筠退保泽州（今山西晋城），城被攻破后，他投火而死。宋军进攻潞州，守节投降。
在李筠举兵以后，李重进派亲吏翟守珣亲往联络。不料守珣先到开封见了宋太祖，太祖让他说服李重进暂缓发兵，以免南北呼应，局面复杂。守珣回去照办，重进信以为真。太祖遣使赐重进铁券誓书，重进竟准备治装入朝，被左右劝阻，这才拘留了宋使，修城缮兵，还向南唐求援。九月，李重进在扬州起兵。其时李筠之乱早被平定，正给太祖一个出兵平叛的理由。十一月，太祖亲率大军围扬州，当日破城，李重进合门自焚而死。
《宋史》把二李与韩通并列为周三臣，实际上三人并不能一概而论。韩通死于赵宋禅代之际，称得上是后周的忠臣，宋太祖赠官礼葬，也是表彰其节概。据说，太祖见到开宝寺壁画中韩通的画像，即命人涂去，在韩通面前，太祖自知是有愧于后周的。而二李不在宋太祖禅代之际起兵，与传统的忠义已经有亏，却举旗于局面安定之后，对天下的大势更是昧然。尤其是李重进，完全出于一己的盘算，进退踯躅，举措乖张，结局可以想见。说二李是逆潮流而动的叛乱，绝不算冤枉。
宋太祖削平二李，使那些心怀不满而实力不大的地方藩镇不敢再萌反志，标志着宋代后周的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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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7：杯酒释兵权
后人往往用这一题目来标举宋太祖收兵权，实际上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太祖收兵权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内罢典领禁兵的宿将，一是外罢拥兵自重的藩镇。这里说的杯酒释兵权仅仅是关于前者的故事，至于后者将另有细说。
五代后期，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的，主要已不是在外拥有兵权的藩镇节度使，而是在中央典领禁兵的宿将。太祖自己就是以殿前都点检发动兵变取代后周的，他何尝不明白这点。因而宋代后周不久，典领禁军的宿将就有一番调整。
韩令坤和慕容延钊分别出任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最高将领，不过，太祖有意派他们领兵在外，使他们难有作为。石守信和高怀德成为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实际上的最高长官，石守信是太祖的义社兄弟，高怀德则在当年成为太祖的妹夫。太祖还把另一个义社兄弟王审琦提为殿前都指挥使，让自家兄弟赵光义顶替了审琦出缺的殿前都虞候。这样，除了马军都指挥使张光翰和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外，禁军两司都控制在太祖亲信的手中。
到建隆元年岁末，太祖又以义社兄弟韩重赟和心腹将领罗彦瓌取代了两人。对后周时在禁军中声望资历不在己下的韩令坤和慕容延钊，太祖还是放心不下，建隆二年闰三月，他决定不再任命自己出任过的殿前都点检，同时以石守信替代了韩令坤，从而使禁军高级将领成为太祖清一色的嫡系亲信。
太祖认为，由亲朋故友执掌禁军，就不再会发生推翻宋朝的兵变。开国宰相赵普却不以为然。君臣有一段对话。太祖说：“他们肯定不会背叛我的，你何必那么担忧呢？”赵普说：“我倒不是担心他们反叛，只恐怕他们不能控驭部下，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到那时就由不得他们了。”这几乎是以陈桥兵变的前例来提醒，太祖立即领悟了。
建隆二年七月，一天晚朝结束，太祖与石守信、王审琦等故人饮宴，待酒酣耳热之后，他屏去侍从，对这些禁军宿将说：“我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了，倒不如当节度使来的快活。我现在是长年累月不敢睡上一个安稳觉啊！”
守信等人忙问何故，太祖说：“这不难明白。天子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守信等都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怀异心！”
太祖说：“你们没有异心，你们麾下的人要贪图富贵怎么办？一旦把黄袍加在你身上，你要不干，也办不到啊！”宿将们知道受到猜忌，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便一边叩首，一边流泪，请求太祖指示生路。
太祖开导道：“人生在世，就如白驹过隙。所以企求富贵的人，不过多积攒点金银，自个好好享乐，让子孙也不再贫乏。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出守大藩，选择好的田宅买下来，为子孙置下永久的基业；再多收些歌儿舞女，每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与你们互结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很好？”
将领们见太祖交代得如此明白具体，次日，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罗彦瓌等都上书称病，求解兵权。太祖一概允准他们出镇地方为节度使，除天平节度使石守信还名义上保留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空名外，其他宿将的禁军职务都被撸去了。到建隆三年，石守信的虚名也被剥夺了，从此，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这一职位不再任命。
为了履行互结婚姻的诺言，太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其弟光义做了张令铎的快婿。太祖通过政治联姻，让这些高级将领消弭离心倾向，共保富贵。这就是罢去宿将典禁兵的“杯酒释兵权”。
不过，有史家考证，太祖虽有收宿卫大将兵权一事，但酒酣耳热的那个细节纯属戏剧化小说性的传闻。我们尽可忽略“杯酒”的细节，而关注“释兵权”的本质。实际上，太祖在这里推行的是经济赎买政策，即以土地财货收购兵权。其后宋代武将普遍热衷于兼并土地，贪黩财货，与这一赎买政策也不无关系。
从上表可以发现，杯酒释兵权后，禁军发生明显变化。
其一，禁军将领权势大为削弱，原先九个将领减为四个，殿前司的正副都点检和侍卫亲军司的正副都指挥使，不再设置，侍卫马步军都虞侯长期空缺。仅剩下四个职位较低的将领，朝廷也总是任命资历浅薄、才干平庸的将领充任，例如韩重赟、刘廷让、崔彦进、张琼，都是比较容易驾驭的，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
有一个故事可以为证。乾德元年，太祖曾打算招符彦卿典掌禁军，赵普极力反对，以为彦卿在后周末已为藩镇，又是周世宗和赵光义的岳父，名位太盛，不宜再委以禁军兵权。太祖说：“你为何总怀疑彦卿？我待他不能再好，他岂能背叛我！”赵普说道：“陛下何以有负周世宗！”太祖默然无语，收回成命。
其二，禁军三衙体制开始形成。由于侍卫亲军司不设正副都指挥使，自然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再加上殿前司便合称“三司”，也称“三衙”。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构成所谓“三帅”。三衙鼎力，互相牵制，改变了过去由禁军将领一人统率各军的体制，成为宋朝一项基本的军事制度。
既然讲到禁军，不妨将宋代兵制的若干问题一并在此说说。太祖时代已逐渐形成枢密院、三衙统兵的新体制。这种体制，用宋人的话来说就是：“祖宗统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而每有出征，则由皇帝临战命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