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宋朝-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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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岂容再误?”太宗连连颔首。于是,赵普次日就重登相位,且位兼侍中,这是宋初德高望重的宰相的加衔。至此,太宗与赵普这对昔日的冤家捐弃前嫌,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金匮之盟与陈桥兵变、烛影斧声并称宋初三大疑案,不妨先根据后来的追述来说说当年金匮之盟的立约情况和誓约内容。建隆二年(961年),杜太后病危之际,赵普曾向他上奏论皇位继承事,便召赵普入宫,当时太祖在侧。太后问太祖何以得天下,答以祖宗和太后积德,太后说:“不对!正因为周世宗让幼儿主天下。倘若后周有长君,天下岂你所有?你百年后应传位给你的兄弟。能立长君,社稷之福啊!”见太祖叩头应允,太后对赵普说:“你记下我的话,不可违背。”于是赵普在榻前亲写约誓,一式两份,在两份纸尾崎缝处签上了自己的名衔。事后,一份随葬入杜太后的墓棺,一份由太祖手封收藏。
由于誓约的原文从未见诸史书记录,而转述的记载却颇有出入。大体说来,盟约关于皇位传承的办法有“独传约”和“三传约”的区别。所谓独传约,即太祖传位给太宗,这是杜太后的遗命。而所谓三传约,即太祖传之太宗,再由太宗传之廷美,廷美再传太祖之子德昭,这是杜太后和太祖的本意。
金匮之盟这一历史之谜的症结有三:一、究竟有无此事?二、为何此时出笼?三、誓约内容如何?
先说究竟有无此事。金匮之盟的立足点是立长君。指其伪造者认为,杜太后死时,太祖三十五岁,德昭十一岁,他岂能预料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幼主?倘经光义、廷美三传至德昭,一般在四十年左右,其实德昭已年过五十,生死尚且难卜,长君从何谈起?但有学者从五代诸帝在位时间最长者不过十年,平均在位时间不到四年,认为杜太后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而太后临死立长君的遗言,当时完全可能有。即便如此,却未必书为誓约。这可从两方面得以印证。
其一,从太祖的作为看。正因为只是口头遗言,而不是书面誓约,太祖始终没有举行定储之举。但到开宝六年,德昭已二十三岁,也到完全可以继位的年龄,一向秉承母意的太祖才断然拒绝赵普的建议,按前朝惯例将光义晋封为晋王,确定其准皇储的地位。由于不是正式定储,皇位传承仍可能存在着变数。太祖的举动正说明他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是受母意约束的,但又不必像履行书面誓约那么循规蹈矩。
其二,从赵普的作为看。他作为誓约的监督署名者,如果说太祖时期不敢泄漏事尚在理,但到太宗即位六年间,自己分明失势,为何不上书言明以邀主欢呢?这也反映当时并没有成文的誓约。
此说为何此时出笼。金匮之盟是太平兴国六年炮制出笼的,其誓约见诸史乘最早是神宗咸平二年(999年)重修的《太祖实录》(即《新录》)。《新录》还说约誓时太宗也在场,这是连编谎都编不圆。倘真如此,太宗对赵普的衔恨和致歉都无从解释。何况太宗即位时不宣布,太平兴国五年九月修成的《旧录》也不载其事,既表明《新录》所谓太宗在场纯系妄说,也反证金匮之盟的出笼却在《旧录》修成以后。
金匮之盟是密约,藏之宫中,密无人知,三个当事者中只有赵普还健在,而他给太宗捅破此事的方式仍是密奏。也就是说,只有赵普与太宗两人知道此事,他们联手做手脚,别人谁都难以否证。对太宗说来,迫害廷美,传位子嗣,都需要赵普这样元老级的开国元勋的支持和谋划;而以赵普的政治经验,当然知道太宗肚里淌的是什么坏水,也知道这是改变自己“日夕忧不测”处境的唯一机会。于是,他孤注一掷,伪造了金匮之盟,作为输心效忠的入场券,为太宗不正常的继位找一个合法的根据,以借机东山再起,恢复失去的权势。正是在这一节骨眼上,两人一拍即合,金匮之盟应运而生。
再说誓约内容如何。若杜太后真有口头遗嘱,三传约的可能性最大。但太平兴国六年,金匮之盟刚由赵普炮制出笼时,肯定不是三传约,而只可能是独传约。倘是前者,无疑在宣传秦王廷美应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简直在为即将进行的迫害廷美的阴谋自设障碍,任谁也不可能如此愚蠢。独传约突出太宗,一方面为逆取太祖之位、逼死太祖之子的太宗进一步确立合法的地位,打上了一针强心针;一方面也树立了赵普“顾命大臣”的高大形象。只有当廷美死后,三传约形同废纸,才可能在士大夫之间流传开来,因其时已是太宗一系独传的天下了。
赵普以金匮之盟重新换取了相位,其任相次日,秦王廷美就感到压力,要求列班在赵普之下,而以其准皇储的地位是可以位居首相之上的。次年三月,有人“告发”廷美准备在太宗前往庆祝金明池的水心殿落成之际犯上作乱。太宗假意不忍心张扬其事,罢去廷美开封尹,将他调到洛阳任西京留守。与此同时,与廷美往来密切的一批文武臣僚都因“交通秦王”而贬官流放。
不久,赵普向太宗报告,调查到卢多逊与秦王廷美勾结事。卢多逊立即被罢相下狱,审讯下来,卢多逊与相关人等都表示“伏罪”,具体罪名是卢多逊派中书属吏向廷美密告高级机密,还效忠道:“愿宫车(指太宗)早宴驾(指死去),尽心事大王。”廷美也表示“愿宫车早宴驾”。于是卢多逊被削夺一切官爵,连同家属流贬崖州(今海南崖县),赵普终于出了口恶气。有关牵涉本案的属吏和证人都被斩首在都门之外,来个死无对证。廷美则被勒令归私第,他的儿女也不再称为皇子皇女,他在朝中的势力也被彻底扫尽。
五月,继廷美出知开封府的李符迎合太宗旨意,上奏说廷美衔恨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太宗正中下怀,把廷美降为涪陵县公,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这是流放后周退位小皇帝的地方。廷美忧悸成疾,两年后死于当地,年仅三十八岁。
这种明目张胆的迫害,连太宗的长子元佐也看不下去,为营救四叔出面向父亲申辩。廷美死讯传来,元佐顿时发疯了。
太宗还对宰相李昉等说廷美是乳母耿氏所生,而《宋史·杜太后传》明载杜氏生五子,廷美位序第四。可见这是太宗为掩饰逼杀廷美之罪,不惜向自己父亲泼脏水,故意编派出来的谎言。
涪陵之狱,始终未见有丝毫的显罪确情。《宋史·赵廷美传》把这一冤案归罪于赵普。实际上,廷美不死,太宗就难以传位于子,因而元凶是太宗,赵普不过帮凶而已。在皇位这一天下第一权力面前,即便在兄弟父子之间,人性的泯灭也太司空见惯了。
细说宋朝13:海内一家
宋太宗在烛影斧声中继位,内心总不踏实。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多年经验,虽然还不至于有公开指责他合法性的臣民,但飞短流长似乎难免。尽管找不到官私史书的正面记载,但即位次年有两道诏书泄漏出个中的消息。十月,太宗下令全国禁止天文、阴阳、卜相之书,有私习者斩首。十二月,他命令对全国送到京城来的三百多名天文相术之士进行甄别,把六十余人留在了司天监,将其余近三百人都一古脑儿发配到沙门岛上去了。
留在司天监做官是利诱,禁书和流放是威胁,理由都是“矫言祸福,诳耀流俗”。如果只是对普通百姓“矫言祸福”,没有必要堵住他们的嘴巴,把查无实据者统统发配到与世隔绝的海岛上去,对私习者则要他们的脑袋。唯一可能就是“矫言祸福,诳耀流俗”的对象牵涉到继位问题,才逼得太宗出此狠招。
在防民之口的同时,太宗急于完成统一大业,即证明自己是太宗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以提高个人的威望,也可以转移朝野的视线,不再对他继位的合法性说三道四。当时南方还剩下龟缩福建一隅的陈洪进和吴越国的钱俶,都是只待收拾的囊中之物,而北汉因有契丹的撑腰,仍然割据河东,有一场硬仗要打。
五代中期,十国之一的闽被南唐灭亡,原割据泉、漳两州的留从效得到南唐的认可,被封为清源军节度使。北宋建立当年,从效上表称藩。建隆三年(962年),从效去世,少子绍镃主政。牙将陈洪进诬指他准备将土地献给吴越,把他捆送给南唐发落,推举统军副使张汉思担任节度留后,自己当节度副使,大权在握。后来陈洪进又囚禁了汉思,潜使宋朝请求承认。太祖当时无暇南顾,改清源军为平海军,仍授陈洪进为节度使。南唐灭亡以后,陈洪进与吴越向来不和,颇不自安,便在太平兴国二年(978年)亲自入朝。太宗待他礼数倒很优厚,就是过了大半年还不放他回去。他现在倒落入了当时汉思被囚的处境,次年,只得向太宗上表献漳、泉二州十四县。
吴越自宋朝建立以来,每年朝贡,态度一直相当恭谨。南唐灭亡的次年,钱俶与妻、子入朝,因为太祖曾约他晤面“以慰延想”,并许诺保证让他回国。到达开封以后,太祖赐他剑履上殿,书诏不称名,极尽礼遇。群臣纷纷上章,建议扣留钱俶,太祖信守诺言,放他南归,感动得钱俶流着泪表示愿今后三年一朝。临行,太祖赐他一个黄包袱,封裹严密,嘱咐他在路上细看。途中打开一看,都是群臣请求扣留他的奏章,他越加觉得惶恐不安。
太平兴国三年,钱俶再次入朝,恰逢陈洪进被迫纳土。他越发忐忑不安,上表要求免去所封的吴越国王和书诏不名的待遇,允许他回国,宋太宗没有答应。随从的崔仁冀对钱俶说:“现在去国千里,尽在他人掌握之中,只有插翅才能飞去!”钱俶迫不得已也只得重蹈陈洪进的覆辙,上表献上了吴越国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南方的割据局面至此结束。
据说,这次钱俶入朝,臣民都知道他将有去无回,造了保俶塔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