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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帝国的正午-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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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也三国――高丽、百济、新罗与唐朝的关系
今天的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丽“遣使称臣”并不感冒,对臣下说:“高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话听上去虽有些“沙文主义”味道,也确实有道理。当时的高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
后来,高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宫把高丽王高建武也宰掉,“残其尸投诸沟”,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自为莫离支(主兵元师)。这位棒子通古斯种群,“貌魁秀,美顺髯,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盖苏文每次上下马,国内贵人大臣都争抢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给他当“脚垫”。
高丽内变,臣下劝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因丧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诏拜高藏为辽东郡王。不久,高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乞援。众臣商议,最后李勣力劝征辽。不巧的是,适值辽水泛滥,唐军无功而返。
贞观十九年,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率陆军六万,水军四万,又发契丹、奚、新罗等国兵,进击高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今辽宁盖平)、沙卑城(今辽宁复县),并克陷辽东(今辽宁辽阳)坚城。不久,唐军又陷白崖城(今辽阳东),向安市(今辽宁盖平东北)进发。高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丽及靺鞨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屈,悉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汗不能对”。
高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今辽宁辽阳)、银城(辽宁铁岭)一带顿时空无一人。
唐军进至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高丽兵将见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勣一旁也气愤,劝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守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
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安市城是高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本准备集三十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丽又逃过一劫。
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濛池督护府。北方突厥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丽和百济。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新罗所俘(百济兵士)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丽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倭奴自送死――百济的“复国”活动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由于百济直系王族基本被一锅端,擒送长安,扶余福信就想到了百济王义慈数年前送往倭国的王子扶余丰。当时朝鲜半岛各国以及倭国等小国常常交换王子为质子,如同春秋战国时的诸侯所为。倭人不自量力,想搅趟浑水讨便宜,就派兵护送扶余丰回百济,准备帮百济“复国”,扩展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当时拍板下主意的倭王是齐明“天皇”,还是个娘们儿。估计是顿遭天谴,不久,这个女王就死掉了,其子继位,号为天智“天皇”――其实是“无智天皇”。继位新“天皇”也迫不急待,快马加鞭把扶余丰送回周留城。有了扶余丰这个“幌子”,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争梁堕溺者万人”。道琛等人大败之下,退保任孝城。不久,扶余福信与和尚道琛争权,道琛被杀。扶余福信“并其兵马,招诱亡叛,其势益张”。刘仁轨、刘仁愿二人合军后,休整士伍,准备再战。新罗兵掠取大量百济财物后,提前还军。
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军三十五万在大将苏定方率领下,又攻打高丽。平壤城下,又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重演“班师”一幕。高宗下诏给刘仁轨,指示说:“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拨军就新罗,共其屯守。若(新罗王)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停彼处;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返国”。
不仅高宗诏示还军,唐军将士也却想返回老家。天寒地冻冷面泡菜,鬼才想待。
刘仁轨上表,表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虽敌人又起,而我军备预甚严,宜厉兵秣马,击其不备。战而有胜,士卒自安。如此,则胜利可保,更可永消海外。今平壤之军既回,熊津又拨,则百济余烬,不日复兴。高丽贼寇,亦更猖狂。且今以一城(百济城)之地,居贼中心,如其失脚,即为亡虏。拨入新罗,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扶余)福信凶暴,残虐过甚,(扶余)丰猜惑,外合内离,势必相图。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动也。”
高宗君臣仔细研究,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唐军并不龟缩于百济城中不敢轻出。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另一个好消息传来:果如刘仁轨所料,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两人火并,扶余福信被杀。全身被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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