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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章

宋氏家族全传-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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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齐说好,并共同举起杯来,祝愿新中国早日诞生。

后来周恩来一直记着自己说过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国徽图案时,他又讲起了当年那段往事。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上,就有了两束丰收的麦稻穗。

抗战中,宋庆龄不遗余力地组织保盟举办各种募捐、义卖和义演活动,收入的钱物当时不仅用来支援边区,也用来赈济河南灾民、广东灾民和湖南灾民等;还帮助一批国统区的贫病作家渡过生活难关。当年艾芜、邵筌麟、黄药眠、端木宏良、司马文森、陈残云和孟超等进步作家都曾得到过宋庆龄的援助。

终于有一天,鞭炮响了起来,到处是喧天的锣鼓,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

那天晚上,在孔家又举行了家人的大聚会,宋氏三姐妹互相祝贺胜利,她们碰杯、跳舞,欢乐通宵。但当看到蒋介石那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时,宋庆龄不免心里又忧郁起来:仅有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并不见得就有好日子过。要一个独裁的中国还是民主的中国,要一个黑暗的中国还是光明的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搏斗还要进行。她必须准备迎接新的斗争。当时她想,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战斗中能够站在一起的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未来关系国家前途的斗争中,还能继续站在一起吗?

第十四章 宋孔恩怨及其他

1.当初就是“哈哈孔”作祟

当年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两个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是民族矛盾,关系着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着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当时,这两个矛盾是紧密地互相联系的。'TXT小说下载:。。'

当时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虽然一直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但当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也是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谋求妥协的活动。当时,他所实行的反民主的政策,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并且他还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强化法西斯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不断向共产党挑衅,袭击人民军队,捕杀抗日干部,制造多起摩擦事件,甚至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当时的这些行径,也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但亦不能否定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促民族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人民抗战的过程中,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阵线内。当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敌后斗争吸引了众多的日本兵力,使国民党正面受到的压力减轻,这是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的重要因素。所谓斗争,就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要针锋相对,不能无原则地让步。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时,中国共产党坚决团结各民主党派、各方面爱国进步人士和各阶层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与国民党的倒退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这种斗争,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而是为了迫使它投降投不了,反共反不成,从而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

当时中共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汲取了大革命时期“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教训,又接受10年内战时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教训,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重大发展。实行这个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始终清醒地全面地看问题,胜利地驾驭着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国难当头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引起了共产党人和各界群众的极大义愤。当时民族战争还没结束,胜利还未见分晓,内部就已开始分裂。这是其一。其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当年也矛盾重重。其中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明合暗不合。尤其是在抗战中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蒋介石睁一眼闭一眼,更使宋子文看不惯。

如果把宋子文与孔样熙比较,孔的精明和算计要比来的心计多10倍。宋子文充其量不过是个洋书生,留了多年学,空有一肚子理论且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地到处得罪人。“哈哈孔”虽没有多少学问,但有满肚子实践,要对付宋子文应该还不成问题。30年代初宋子文与蒋介石因“耳光风波”撕破脸皮后,就是“哈哈孔”乘虚而入,一举夺去了宋子文手上的财政大权。

1939年9月18日,经过孔祥熙的一阵游说,蒋介石信以为真,遂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常务理事。”同时发布了《战时建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办法》规定:“四行办事总处,负责政府战时金融财政有关各特种业务。”“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其职权。”

按理说在抗战初期,孔祥熙与宋蔼龄夫妇虽然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他们同时也利用手中的财权,使自家大发了横财。这是当时人们共知的,宋子文当然更清楚。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财产,恐怕永远是个不解的谜。当时,有个说法叫做“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应该是“四大家族”的真实写照。这种说法当然也传到宋子文的耳朵中,而来的心里也是不平衡的,他知道姐夫的底细。怎么说自己是从孙中山时代做的财政部长,而孔祥熙则是从蒋介石执政后才做的财政部长,论资历自己是当然的老前辈。可是,谁又让他做了自己的姐夫呢。

抗战爆发之前,孔氏家族通过做军火生意、炒股票及币制改革等,已经发了一大笔横财,但孔宋夫妇却并没有就此满足。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孔祥熙官运亨通一帆风顺,一步一步走向他一生中的顶峰。

再说“卢沟桥事变”时,孔祥熙本人尚在伦敦,由宋子文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名义处理中央银行事务。来就此在上海成立了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当时关于金融方面的领导,完全由宋子文主持,这就是四联总处的开始。孔祥熙回国后,旋又在汉口正式成立四联总处,原上海总处改为分处。且孔以中央银行理事会主席兼总裁名义担任四联总处主席,大有咄咄逼人之势。当时,不是宋子文不与孔祥熙合作,而是他看不上孔祥熙的那副嘴脸,因此当时宋子文挟持中国、交通两行,处处与中央银行作对。最后孔祥熙不得已,只好抬出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名义,出任四联总处主席,孔任副主席,实际上仍由孔祥熙主持。经过此次交锋,孔祥熙意识到必须利用四联总处名义扶植中央银行,并加强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以控制中国、交通两行,这就是由武汉迁到重庆后四联总处最重要的使命。此一回合,宋子文最后失败了。

再说孔祥熙执掌四联总处大权后,开始了他的真正发迹。孔有孔的绝招,他开始空前地扩大自己过去经营的企业,如金融、工业、商业、文化事业等等。

首先在金融方面,孔祥熙原本就有山西老家的裕华银行。该行开办于1915年,总行设在天津,名义上有资本200万元,实际上远未达到这个数字。该银行属孔祥熙的私人资本,本质上亦是商业资本,所以裕华银行只是孔祥熙的虚空机构。当时他开设金融机构的原因,是因为美孚石油公司给孔祥熙推销火油的代理权,但要一个银行担保。而当初孔在金融界举目无亲,只好虚设银行于天津,实际也是投机。当时孔为了证明此行不小,就说是从原来颇有名气的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并自山西太谷搬来。其实当时志诚信早就关门了,并且与孔祥熙毫无关系。孔祥熙这个人向来说假话是不脸红的。

到了20年代,孔祥熙渐走官运,但金融方面仍没有足够的资本。当时他在上海要开一个中国国货银行,还得靠动用一笔公家资本才启动起来。而设在天津的裕华银行,在20年代早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孔祥熙的真正发迹是在抗战期间。1937年他几经周折,将裕华银行搬到重庆后,该行资本即增为2000万元。手中有了权也就有了方便,孔祥熙还在中央银行为裕华银行开了透支户头,到1941年该行透支额已达3000万元。随后在1941年黄金抛售中,裕华银行遵照孔祥熙指示大买黄金,而且利用它的西安分行从事黄金的转运,以在西安抛出赢利。当时,在重庆黄金市场中,实力最大的是西帮和昆帮。当时,曾有一位记者写道,黄金市场中西帮是大主顾,他们要买就是整砖(400两),资本大,实力厚,买来之后转运西安;到西安以后,再运到沦陷区出售。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这个西帮就是以山西裕华银行为中心的。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已增资达1亿元,孔祥熙亲任董事长,很有些财大气粗的样子。这家银行也就成为孔祥熙实际的金融中心。此是后话不讲。

其次在工业方面,孔祥熙当年也曾办过一些企业,据说不少于10多家。他个人并不出资,多数是挂个名,而由有关的银行参加或放款。但在抗战期间,由于他掌握了四联总处,有信用膨胀之权,也便乘机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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