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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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解除。在走进总督府之前，袁世凯就知道，说出事实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向荣禄表忠心，现在目的达到了，荣禄大人不再追究，结局很完美。
更重要的是，有了荣禄的保证，将来在慈禧那里也是安全的，如果荣禄不为他说话，根据隐瞒了这么多天的表现，慈禧一定会怀疑他——即使不怀疑他参与合谋，也会怀疑他首鼠两端，两面讨好。而荣禄是慈禧最信任的心腹之一，他开口比什么都管用，甚至比事实还管用，要知道在这个专制朝廷里，越往高层，就越是对人不对事。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站起身来的袁世凯拍了拍身上的灰。
关于袁世凯的告发过程一直是个历史谜案。袁世凯把进北京后开始的这段经历写了一部日记——《戊戌纪略》，以上的讲述也重点参考了《戊戌纪略》，但《戊戌纪略》也有问题，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日记”，而是袁世凯在事后“补记”的。写这些日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给当时的人看——消除慈禧和后党对他的怀疑，二是留下大部分的事实给后来人看，因为他知道：历史一定会同情这场变法，同情光绪皇帝。也许对于袁世凯来说，变法才是正义的，同情变法，支持和推进变法，这才是他老袁内心最真实的态度——这些当时不能说，就让后来人去了解吧。
经过多方面的论证，以上的讲述应该是最接近历史事实的。这个历史事实就是：不是袁世凯的告发导致皇宫里事情的发生，而是皇宫事情的发生导致了他的告发。袁世凯同志是在自己有掉顶戴甚至掉脑袋危险的时候走进了直隶总督府，相信这是每一个官场人物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共有的选择。我们不能苛求袁世凯为了变法大业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我们不能排除他在告发之前有自己利益的考虑，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隐瞒，他都在事实上站在了光绪和变法阵营这一边。
三年以后（1901年），那个将变法大业重新开始，把戊戌变法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去变成现实的人，正是袁世凯。
然而，袁世凯的告发虽然没有导致皇宫里事情的发生，却直接导致了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让原本只是骂了骂皇帝、开个高层内部的小范围政治会议，变成了一个更加严重的社会事件——流血。
杨崇伊把这个情况带回了北京。
·戊戌六君子·
感到恐惧的慈禧马上做出了反应，她下令将光绪身边十多位太监全部抓起来杀掉，这些太监原本就是她安排的眼线，而眼皮底下谋杀的阴谋竟然没被发现，她怀疑这些太监不忠。
然后慈禧命令将有重大合谋嫌疑的光绪囚禁在西苑（今中南海）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瀛台。等抓捕到乱党，审讯查明光绪是否合谋后再进一步发落。
抓捕的范围迅速扩大，第二份通缉令名单迅速增加九个人：
户部侍郎张荫桓
军机四章京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
礼部侍郎徐致靖
礼部主事王照
监察御史杨深秀
康有为弟子梁启超
王照和梁启超成功地逃到了日本大使馆，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化装去了东京，他们将在那里与康有为会合。而其他人员全部落网，加上之前的康广仁，步兵统领衙门共抓获八个人。
荣禄来到了北京，他来北京带有一个重大任务：劝说慈禧不要审问这些乱党，立即杀头。
朝廷的嫌疑犯在抓获后，必须送到刑部审讯，按照《大清律》治罪，这是必经的程序。不经审讯就杀头，这可是大清开国以来未有。而在荣禄的劝说下，慈禧竟然同意了，八个人不审不问，直接绑赴刑场杀头。
一切的原因都将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揭晓。
排在必杀名单第一名的是张荫桓，这并不是因为他的级别最高。慈禧亲自把他列在斩首第一名，张荫桓直接将伊藤博文引荐给光绪，这犯了慈禧的大忌，必须杀掉他。
然而英国驻北京公使窦那尔代表英国政府警告朝廷：必须留下张荫桓，如果慈禧太后坚持要杀，英国将可能会对清国动武！
看来英国要留着这张“亲英”的旗帜。
慈禧忍下了，看来那个叫维多利亚的女人比自己更狠，得罪不起。慈禧只好又一笔划掉张荫桓的名字，改为流放新疆。但这种隐忍只是暂时的，慈禧对张荫桓的心头之恨并没有消除，两年以后，在一个终于不怕得罪列强的时刻（1900年），慈禧下令将张荫桓在新疆秘密处死。
李鸿章也开始行动了。徐致靖的父亲和李鸿章是科场“同年”，并且还帮助过李鸿章。当时徐致靖的父亲和李鸿章同场进京赶考，李鸿章在考场上突发疟疾，全身发抖，连笔都拿不稳，徐致靖的父亲在自己交卷后，帮李鸿章誊抄好了卷子，李鸿章这才高中进士。对于这份“恩情”，李鸿章是不能忘的，他要去营救徐致靖。
李鸿章找到了荣禄，请他在慈禧面前求情。荣禄告诉慈禧，徐致靖是个教育部的书呆子（事实如此），他搞变法纯粹就是瞎起哄，也没有参与谋杀阴谋，请太后饶过他吧。
徐致靖的名字也被勾掉了。
斩首名单上还剩下六个人。
当官兵前来抓捕的时候，谭嗣同正在浏阳会馆里平静地等待他们的到来。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作为湖北巡抚谭继洵家中唯一的儿子，也是唯一的孩子，按常理说，这个官二代完全可以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驾着豪华马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撞到一个人说我爸是那啥，然后嚣张地扬长而去。
但谭嗣同不是这样的人。他虽然物质条件优越，精神上却一直很痛苦。
谭嗣同的母亲原本还生下过三女一子，但都先后夭亡了。最痛苦的一次经历在1876年春天，那年的北京爆发一场流行性疾病，当时谭家正在北京，五天内一连夺去了谭嗣同母亲、二姐以及兄长三个人的性命，谭嗣同也在昏迷了三天后才醒过来，他的号“复生”，就是指的这次变故。
厄运还没有结束。在谭嗣同结婚后，他的老婆曾经给他生过一个儿子，却也最终夭折，谭嗣同就这样成了只有父亲妻子，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孩子的人。
频繁失去亲人对谭嗣同打击沉重，但谭嗣同是一个很讲义气、十分善良的人。1884年，19岁的谭嗣同离家出走，采用徒步旅行的方式，游历了大半个清国，一路风尘仆仆、晓行夜宿，只是在偶尔的时候搭搭牛车，宛如一个刻意修行的苦行僧。这次旅行对他来说影响长远。
在游历过程中，他观察风土人情，行走边野乡村，结交民间侠士，和卑微的百姓们无话不谈，他终于发现了“外面的世界”，一个他在北京等繁华大城市见不到的世界，一种和天生富裕不同的草民的生活。
当谭嗣同来到自己的世界之外时，他才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清国，但这才是真实的清国。真实的清国没有它应该有的活力，而是暮气沉沉，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了，而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分享到这种成果。大部分的清国人是一群沉默、疲倦和迷茫的人。他们有生存的压力，遭受地方官吏的各种盘剥欺压，但无处伸张。
谭嗣同把这一切归结于——专制。虽然他的父亲是省部级高官，他是官二代，但对专制的批评毫不客气。
在接受光绪的召见之前，谭嗣同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住在南京，闭门写书——以19岁那年旅行的见闻为基础，整理自己的所思所感，他给这本书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仁学》。
在《仁学》中，谭嗣同将他对腐朽朝廷的愤怒全部指向了专制：
“两千年来，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
“专制君主为独夫民贼！”
“若君不能为民办事，亦可共废！”
然后谭嗣同等到了一个机会，这就是徐致靖向光绪保举他成为变法之人，谭嗣同来到了北京。他的内心充满着兴奋，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机会，正因为朝廷专制，所以需要改变，需要变法，他必须去实践这样的变法，为变法做一切的事情，哪怕是冒险。
真正参与到变法之中后，谭嗣同才感到了真正的苦恼。他有满腔的热血，他有不懈的精神和坚定的决心，但是，变法需要的似乎并不是这些，现实总让他处处碰壁，那种无法实现理想、突破现实的无力感深深地折磨着谭嗣同。
他把康有为当作了偶像，也当作了救星。康有为学识渊博，又享有名气，谭嗣同认为只要按照康有为的想法去做，变法是一定能够成功的。为了这个成功，他什么方法都愿意去尝试，什么风险都会去冒。在谭嗣同看来，变法只能成功，无法失败，因为百姓们折腾不起。
他带着杀掉慈禧后可以顺利实施变法的愿望走进了法华寺。
当步兵统领衙门前来抓捕时，谭嗣同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走，他甚至已经去了英国和日本公使馆，却又自己走了出来。他只希望梁启超去出走日本，“没有远走的人，无以图将来”，他希望梁启超做行者，让变法火种薪火相传，而他自己，已经抱有必死的决心。
专制制度，虽为大盗之政，但是它是一时无法消除的，梦想中为了天下苍生的现代政体，一时无法建立，谭嗣同终于明白了这样的事实。事实令人心碎，但是，也激起了他另外的信心和愿望。他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此时看不到没有关系，总有一天，它会到来。
让我的头颅和热血去祭奠这场变法吧，只有我为变法死，变法才不会因我们而死。让我，让我们的变法成为最深刻的教训和思考留给后来之人！
是的，千年以来，变法的结局常常是失败和流血，但是变法的目的不是流血，而是避免流血，破解变法即失败、失败即流血的千年难题，留给了后来者。
谭嗣同抱着必死决心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光绪。“没有死去的人，无以酬圣主”，对于光绪皇帝，谭嗣同有着无可言说的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