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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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友唐不理睬我的挖苦，而且还很愿意用遗老身分，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说国民政府蒋总司令的条件对我是有利的，并且说：如果我不相信这些条件，可以由外国银行作担保。对民国过去一向不讲信用，他也表示不满意，他说：“不过如果外国人作保，蒋介石这回是绝不敢骗人的。”他甚至颇似懂我心理地说，恢复优待条件，当然帝号也要恢复，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
我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又听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我认为这人专欺软怕硬，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能答应，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空帝号，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真皇帝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的东北呢？蒋介石再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想到这里，我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说下去了。
“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我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认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
“嗯，再来吧。”
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我听说他在北京向我七叔活动之后再回来，正好遇上“天津事变”，日租界戒严，他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我已经不在静园了。
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那些天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也有警告，甚至也有姓爱新觉罗的我所不知道的本家，劝我不要认贼作父，wrshǚ。сōm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定对外绝不说真心话。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髯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他这时也跑来打听我有没有要出关的意思。我极力地否认了，他于是在报上又替我尽辟谣的义务，正是在同一天，报上登出了这段新闻，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不用说，对于高友唐的活动，“静园”陈宝琛这一派人的反对，社会上给我的各种忠告，等等，土肥原是全掌握了情况，作出了估计。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又使用上最后的“道具”——就是在陈宝琛对郑孝胥大发雷霆的次日出现的特殊礼物。
那天我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
“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绝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我的“随侍”祁继忠慌慌张张进来说，“炸弹！两个炸弹！”
我吓得从沙发上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就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在静园上下惊魂未定之中，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拿走了炸弹。第二天，永远缺不了的吉田翻译官来向我报告说，那两个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我说，“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也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后来听说，第二天北平晨报上就登出了炸弹是土肥原安排，可是我不记得看到这张报。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了这张报，那也是由于紧接而来的其他惊险事件把我吓昏了。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辞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有惊人的，是祁继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我认识的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看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怪的是，他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
那个茶房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出了，但关于祁继忠这人值得介绍一下。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喜欢。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宠信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是“内廷秽闻”中的一个，我又气又怒，又不敢向日本人说明，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就借了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把他开除出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伪军当上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为国民党的上校，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我亲信的，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是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得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出戏——虽然演员们相当笨拙——但效果又那么好，祁继忠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其首领之一，是从前那位北京警察总监张璧。他们十一月八日这天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隔绝起来了。当时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让我到东北，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我的外界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已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从我和土肥原会见那天起，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已不坚持坐着观望，也开始想主动和日本进行些接触，不过是担心和军人接触靠不住，仍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为好。这些人的变化，心理和我一样，是怕错过了机会，同时，又害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这些人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也各有自己最热衷的地方，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当皇帝，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权利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曾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奏折，代表了这种心情：奏为速赴机宜，以策万全，恭折仰祈圣鉴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有此劝进之举，诚千载一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赴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惟赴机若不得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道，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订约，酌让路、矿、商务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喧腾，敌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势。欲动则恐受赚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惟有请皇上密派重臣往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园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圣鉴。
四、白河偷渡
到了预定的动身日期，十一月十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这件事很使我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打算根本不走大门，索性坐汽车从车房的门出去，我叫一个随侍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祁继忠想出个办法，把我藏在一辆跑车（即只有双座的一种敞篷车）的后厢里，然后叫人把车从大门开出去。为了机密，他连司机也没有叫，而是从随侍里面挑了一个勉强会开车的，对他说“上头”的命令叫把车开到指定的地方去，那里有人等着。就这样，祁继忠坐在司机旁边，押着这辆“空车”，把我载出了静园，直奔我和吉田商定的地点——曙街敷岛料理店。
在离静园大门不远的地方，吉田忠太郎坐在一辆汽车上等着，一看见我的汽车出了大门，他的车便悄悄跟在后面。
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接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布置的戒严，给我的出奔造成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虽然祁继忠找来的这个二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刚一出了静园大门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我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也总算顺利地开到敷岛料理店的门口了。
汽车停下之后，祁继忠又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然后吉田打开了车厢，扶我出来，一同进了敷岛料理店。有一个早等候着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尉的，拿出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他和吉田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就带着我、祁继忠和随后赶到的两个“随侍”，坐上了一辆司令部的汽车。汽车畅行无阻地在白河岸上走了一阵儿，到了一个码头。
码头上很清静。我很快就明白，这不是日租界，我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夹扶下，快步地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升允手下当侍卫官的工藤铁三郎，是土肥原手下的浪人；还有一个叫大谷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也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