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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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当军部派其他指导者设计、准备和实行将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本支配之下时，曾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络而行动。
当他的对华的特殊知识和他的在华行使阴谋的能力已无需要时，他就以现地将官的地位来担当实现他本人曾经参与的阴谋目的。他不但曾参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并且也参加了对苏联以及对各国，即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曾对其实行侵略战争的各国，除法国以外的侵略战争的实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土肥原和板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二十五名战犯中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而最重的两人。他们两人罪状相同，都犯了七条“破坏和平罪”，这七条是：十八年间一贯为控制东亚及太平洋的阴谋、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对法实行侵略战争、制造张鼓峰事件、制造诺门坎事件。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条，即“命令准许违约行为”的罪。远东国际法庭对这批战犯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判决，土肥原与板垣和其他五名战犯被判处了绞刑。
图38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可以说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步科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第十三步兵联队长，一九一三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给担任着许多东北军阀的顾问的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张作霖的关系特别深，一九二四年奉直战争中，他策动关东军帮助过张作霖，一九二八年关东军决定消灭张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阴谋的主持者，也正是他。不久，他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从此开始了判决书上所述的那些罪行，也开始了他的飞黄腾达的时期。判决书里对土肥原的许多“杰作”都没有提到，除了伪满的诞生之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天津骚动事件、一九三二年热河战争的爆发、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丰台事变和冀东伪组织的成立、十一月香河流氓暴动和冀察的特殊政权的出现，都离不开土肥原的策划活动。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那里，灾难降临那里。大约他的失败只有过一次，即在他拉拢之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又反正抗日。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升迁，他被调走当了不多时间的旅团长，又调为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乱、暴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等身分，统领着武装到牙齿的士兵，在中国大陆和南洋进行屠杀和掠夺。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年间，由大佐升到了大将。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牌桌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是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
他那年是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现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只对付张学良一人，“因为他把满洲三千万人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也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分，完全不容我再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眼光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个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也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我问道：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就去！”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土肥原走后，我接见了和土肥原一齐来的金梁，他带来了以袁金铠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总之，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了。
土肥原去后，吉田告诉我，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总领事馆；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自有他给我妥善安排。我也决定，除了郑孝胥之外，我再不找别人商量。
但是，这样的事是任何人都瞒不住的。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营传得还快，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见面的新闻，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陈宝琛那几天本来不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匆忙从北京跑回来了。一下火车直奔郑孝胥家，打探消息。然后又奔向“静园”。这时正好刘骧业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我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看了这个电报，我不得不把会见土肥原的情形告诉了他，并且答应即刻和大伙再商量一下。
这天是十一月五日，“静园”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记得被我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寓公的袁大化和铁良（升允是刚刚去世，否则也会有他一个）。在这次会议上，别人几乎没有说话，只有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激烈，最后竟发展到“伤尊害礼”的地步。
“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
“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的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上头三思而定。”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孝胥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上头于何地？”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上头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上头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宗列祖？”
“照你意见，一辈子等下去。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尽力让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无话的铁良，以及由于身分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嗣瑗，觉着不能再沉默，于是出来打圆场。袁大化说些“从长计议”的话，意思透出是支持陈宝琛的，铁良嘟囔了几句，连意见都听不清楚。胡嗣瑗是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在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大约是土肥原会见后两三天，我接见高友唐的一段事。
那几天要求见我的人非常多，我认为全部加以拒绝的办法，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是对我更不利的，尤其是这个高友唐更不能不见。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这时是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他曾自动为我向南京要求过“岁费”（没有结果），我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我，所以接见了他。没想到他是给蒋介石来做说客。他说国民党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转达，希望我不要到东北和日本人搅在一起，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我住的地方，希望我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国也可以，或者由我提出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气上来了。我冷笑说：
“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渎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来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也不必替他们说话！”
高友唐不理睬我的挖苦，而且还很愿意用遗老身分，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说国民政府蒋总司令的条件对我是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