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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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全部恢复袁世凯时代的旧《条件》，或者“复号还宫”，让我回到紫禁城，依然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有一条，是最曲折的道路，它通向海外，然后又指向紫禁城，不过那时的紫禁城必须是辛亥以前的紫禁城。这条路如果用二十年后蒋介石的术语来说，叫做“曲线救国”，而当时的原版则是“借外力谋恢复”。我站在这个三岔口上，本来一心想走第三条路的，但是又不得不忍受着周围那群蝇子的包围，听着他们的无穷无尽的争吵。他们对于第一条路，固然都是和我一样的认为不屑一顾，而在其他两条路线的选择上，则是互不相让。即使是同一条路线的拥护者，也各有不同的具体主张和详尽计划。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给我出主意，抢着给带路。
这种“带路权”的争夺战，从我进“北府”大门那天起，经过我居住天津的七年，一直到离津去东北前，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只说在“北府”的这二十四天，也曾有过几次起伏，变过几次阵容，转移过几次重心。
起初，刚进“北府”的那几天，争论的中心是“留在北府呢？还是设法溜出，躲进东交民巷？”前面已说过，主张溜走的一方是处于孤势的郑孝胥和不公开表态的庄士敦，另一方则是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以及师傅们。这场冲突是以郑孝胥的失败而告终。门禁开始松动以后，以“出洋不出洋，争不争取恢复《条件》”为中心展开了第二次的交锋。主张立即出洋的一方是金梁和罗振玉（庄士敦仍是不公开表态的一个），另一方仍以我父亲为首，师傅们是参加者。他们这次的矛头主要是对着“急先锋”金梁，也取得了胜利。不过，这是一个表面的胜利。到第三个回合，即郑、罗、庄联合了起来，并争得了陈宝琛的参与，而问题重心转到了“我的当前处境危不危险，要不要先跑进东交民巷”的时候，那些王公大臣便惨败了。
以我父亲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始终反对着我出洋，他们是“争取复号还宫派”里的最保守者。他们对国民军怀着同样的仇恨，却又希望我忍受着，等待着。国民军取消了我的皇帝尊号，他们认为我还可以在家里做皇帝，反正他们是不取消我的尊号的。国民军的统治刚露出了不稳征兆（张、冯不和，黄内阁被拒于使团），他们的幻想就抬头了。他们一面劝我静待佳音，一面对于一切出洋的以及出府的意见，大肆进行攻击。不可否认，这一派人在第一个回合上是取得了胜利，因为拦阻了我去东交民巷，也就是拦住了我出洋的路。他们在对付金梁上，让金梁败得很狼狈。金梁从报上看到了我对鹿锺麟的谈话以后，门禁刚一松动，便带着一份“奏折”和替我拟好的“宣言书”来了。他大大地夸奖了我的谈话，让我对外宣布“敝屣一切，还我自由，余怀此志久矣！”叫我放弃帝号和优待费，把钱拿出来办图书馆和学校，其目的，则是“收人心，抗舆论”，同时要“托内事于忠贞之士，而先出洋留学，图其远者大者，尽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他的论点是：“盖必敝屣今日之假皇帝，始可希望将来之真皇帝。”他这一番话，确实令我动了心，但是我父亲闻言之后，对他大怒，把他称之为“疯子”，请他以后不要再上门来。金梁被我父亲以“王爷”的身分赶走以后，另一个出洋派主力，高鼻子的“护命符”庄士敦，我父亲虽然没有办法也不敢动他，但是大门上的大兵无形中帮了我父亲的忙，从第二天起就没放他进来，于是造成了我父亲这一派的暂时胜利。
在说到这个暂时的胜利之前，我要先说一下我们这伙人的心理状态。
概括地可以这样说，除了复辟的共同目标之外，每个人还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算盘。
主张还原的是为了什么呢？这是因为只有这样，“王公”、“大臣”、“帝师”、“翰林”等等的名利攸关的标签才有地方可贴。这就是说，绍英还可以掌管那把关系着他的“社会地位”的“总管内务府的印钥”，荣源还可以继续着乐在其中的“抵押”、“变价”的生涯，“醇亲王”可以照旧支取每年四万二千四百八十两银子折合的岁俸，这是从前不管民国当局如何拖欠岁费，内务府到时都要凑足送齐的。
主张“立刻出洋”的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也是为了将来的复辟，但也同样地有着说不出口的打算。这看一下他们各自主张的出洋方向就可以知道。罗振玉主张我到日本，有位当过前清驻欧洲公使的黄诰，主张我到欧洲……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利用自己优越条件，达到垄断居奇的目的，至于他们所熟悉的国家能否支持我的复辟，问题倒在其次了。“出洋派”的急先锋金梁，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方向，他自己哪一国也没去过，不过他也最有意思。他的主意并不固定，起先，他根据我对鹿锺麟说的漂亮话，主张了“敝屣一切”，放弃帝号和《条件》，后来，段祺瑞上了台，我又对《顺天时报》表示了取消条件并非“欣然快诺”，而还原的呼声甚嚣尘上之际，他又送来奏折，说如要帝号，我亦不可放弃，又上书张作霖说“优待条件事关国信，效等约法，非可轻易修改”了。他对别人解释道：他并不是主张放弃帝号的，不过这事不宜由我去争而已。我一时弄不明白他到底主张的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关心的既不是我的自由，也不是什么《条件》，而是如何取得机缘，好借题做文章，以“扬名显世”，出其风头。倘若能取得我的信赖和重用，那自然更理想了。后来他实在从我这里没弄到什么，不得已，无中生有地给自己刻了“少保”的图章，盖在他的树杈式的书联上。
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是这样各怀着一个算盘，那些下面的喽，不断地递折子、上条陈，也各有其小算盘。我六叔载洵有个叫吴锡宝的门客，写了一个“奏为陈善后大计”的折子，一上来先抱怨说，他早主张要聘用各国法学家研究法律，以备应付民国违法毁约的举动，因为没听他的主意，所以今天手忙脚乱，驳辩无力。接着，他提出五条大计：说来说去离不了用法律和法学家，原因就是他自己是一名律师。还有个名叫多济的旗人，是挂名的内务府员外郎，他坚决主张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帝号，不但如此，我将来有了儿子还要叫做“宣统第二”。他又主张今后我应该把侍奉左右的人都换上八旗子弟，看来，他也打好主意让他的儿子做“多济第二”，来继承员外郎这份俸银的。
我也有一个算盘，相形之下，我的算盘倒是最单纯的，而且在那个范围内也是说得出口的，这就是我的终极目标：复辟。为了这个目标，我曾为自己把第三条路线修正、补充过几次。刚进“北府”的时候，这条路线是这样：
“北府”——东交民巷——外国——北京紫禁城
在形势缓和之后，我又修改成如我给张作霖的信里说的那样：
“北府”——北京城内住所——奉天（沈阳）——外国——紫禁城
这条具体的行动路线不但表明了固定不移的终极目标，也表明了第一个步骤是非离开“北府”这个不称心的地方不可的。
那时，我自然不会像上面说的那样，去分辨周围那群蝇子，我判断是非的标准只有一条，这是和西太后的并没有多大区别的一条：谁叫我称心，谁最维护我作为帝王的利益的，谁就是好，否则就叫坏。那时凡是叫我忍受的，叫我等待的，拦阻我行动的，把他的利害放在我的利害上面的，我都不满意。因此，王公大臣那一方逐渐失掉了我欢心，而积极为我奔走，设计让我脱离那个“北府”的郑、罗、庄这一方，越来越受到我的信赖。从这点上说，这就预定下了“北府”争夺战的最后结局。
古代兵法中说得不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又说“攻心为上”。谁能知我又能攻我心的，谁就得胜，否则必败。
我当时主要的心情，既然是又害怕国民军害我，又想离开这个变相的紫禁城，郑孝胥和罗振玉于是从这方面打动了我的心。
国民军的警卫从大门撤走之后，形势本来已经缓和，我都敢放开胆子向记者骂国民军了，忽然郑孝胥面容严肃地出现了，问我看过报没有。
“看了，没有什么呀！”
“皇上看看《顺天时报》。”他拿出报来，指着一条“赤化运动之平民自治歌”标题给我看。这条消息说，冯军入京以后，“赤化主义”就乘机活动，最近竟出现数万张传单，主张“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云云。那时，我从郑、陈、庄诸人和《顺天时报》上听到或看到什么共产党是过激主义、赤化主义，赤化、过激就是洪水猛兽，共产共妻，又说冯玉祥的军队就和赤化过激有关，等等的鬼话。看了这些消息，就信郑孝胥的解释，那是马上要天下大乱，“赤化主义”对我下毒手，则更无疑问。
我正被郑孝胥的话闹得心惊胆战之际，罗振玉以紧张的面容出现了。罗振玉的来自日方的消息一向很受我重视。曾以联络日本兵营的联队长竹本大佐一事，得到我的信任，他这次报告我说，已确实听说冯玉祥和“过激主义”分子将对我不利。“现在冯军占了颐和园。”他说，“出事可能就在这一两天。皇上要趁早离开这里，到东交民巷躲避一下才好。”
后来庄士敦也来了，带来了外国报上的消息，说冯玉祥又要第三次对北京采取行动。
这样一来，我沉不住气了，连一向稳重的陈宝琛也着了慌，认为应该趁冯玉祥军队不在的时候，抓机会到东交民巷为妙。他和郑孝胥商量过，主张先住进德国医院，因为那位德国大夫是认识我的。接着，我就和陈、庄二师傅，悄悄地商议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不但要避免民国当局知道，也要防备着我的父亲。
我们按照密议的计划进行。第一步，我和陈师傅同出，探望比我晚几天出宫的住在麒麟胡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