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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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恪守孔孟之道，他在国学院时，其学生到上海陈家去谒见其父散原先生，散原老人与一帮学生谈话，均坐，独陈寅恪站在一旁，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季羡林回忆：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陈寅恪留学十六载，依旧乡音未改，装扮如故，与大多数归国留学生如罗家伦等辈一派西装革履大相径庭。陈寅恪夏秋总是一身长衫布履，冬春则棉袍加马褂。数九寒冬，就在脖间缠一条五尺围巾，头戴厚绒帽，裤脚扎一根布带，仅从外观上很难令人想到此人乃学贯中西的大师。
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是在导师陈寅恪的指导下开题的，这是陈寅恪唯一一次指导学生作中国近代史学位论文，在很多细节上对石泉有发蒙解惑之力。但陈同时对石泉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对于古代诗词，陈寅恪最佩服陶杜，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除宋代词人外，他对于清代词人经常提及龚自珍、朱祖谋及王国维三大家。
解放前夕，陈寅恪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晚年失明膑足的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时，曾提及少年时在南昌住居期间，一日偶随父亲三立夜逛书肆，购得尚有钱牧斋（谦益）序文之《吴梅村集》，寅恪读之竟至入迷，经年不忘。后来陈氏对文学兴趣大增，并致力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关系的研究，与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关系。
陈寅恪晚年治《柳如是别传》，视柳为千秋知己，尤其爱柳的《金明馆咏寒柳词》，遂为书斋命名“金明馆”和“寒柳堂”。
陈寅恪晚年因撰写《柳如是别传》，颇受不少学人讥讽。陈对吴宓说：“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籍已察出当时夷夏之防与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素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也。”
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对自己的学生汪笺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碑文你要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1953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风采】
陈寅恪的外貌也很有个性，“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据说，当年还真有人把他当成了甘地。
陈寅恪留给学生的印象，大都是他在课堂授课时的形象。学生许世瑛回忆：“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候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陈寅恪上课带的装资料的包，都是布包为主。而且很有意味的是，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他都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罗香林回忆说：“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夹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
劳榦在《忆陈寅恪先生》写道：“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寅恪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
学生许世瑛也有这样的记载：“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了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进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
【传道】
在清华园内的课堂上，陈寅恪一上课即提出所讲之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至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有时下课铃响起，依然沉浸在学海之中尽情地讲解。每堂课均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于平常人人所见的史籍中发现新见解，以示后学。对于西洋学者之卓见，亦逐次引证。有时引用外文语种众多，学生不易弄懂辩明，陈寅恪便在黑板上把引证材料一一写出，读其音，叩其义，堂下弟子方知何为梵文，何为俄文等语言文字。因陈每次讲课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阐发，故学生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的名声越来越大，一些大学教授与外校师生也专程前来听讲。
据陈寅恪的受业弟子蓝孟博对陈哲三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吴宓、朱自清都常来听讲。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都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说：（陈寅恪）“平日讲书，字字是精金美玉，听讲之际，自恨自己语文修养太差，不配当他的学生。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子，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教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最早出现何处，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
周一良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即谈到，30年代就读燕京研究院时，听同学盛赞陈寅恪先生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遂旁听陈先生课而感受深刻：“……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特别倾服，应有其原因……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的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陈先生善于因小见大，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虽没有写出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综观全局、建立框架的论著，但除经济方面而外许多重要方面的大问题都接触到了”。
姜亮夫在清华时曾写了一篇批评容庚的文章，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容庚把这篇文章送给陈寅恪看。陈寅恪对姜亮夫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姜亮夫听了，大受震动，从此不太愿意写批评文章了。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敦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因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生病，又心思与旅居香港的家人团聚，决定于夏天离开联大赴英国讲学。吴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饯别，时值端阳，吴宓赠诗曰：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在西南联大时，陈寅恪住在靛花巷青园学舍。每到上课，陈寅恪步行一里多路到学校。陈寅恪仍像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是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但从不迟到。有同学不忍见一只眼睛已盲的老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陈寅恪不允。一位学生回忆说：“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座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做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