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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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请许寿裳代为在京谋一职位，他在给许的多封信中写道：“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今年下半年，尚希随时为仆留意也。”
鲁迅在诉章士钊的诉状上写：“树人充教育部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
1926年7月的一天，去意已定的鲁迅听说教育部尚有欠薪可得，觉得自己不该放弃自己该享有的权利，于是“跳上车，径奔衙门去”。一进门，巡警就向鲁迅立不举手敬礼，鲁迅由此感慨：“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
鲁迅十分警惕。增田涉回忆，他在鲁迅家上课时，每到休息，就坐在窗口边乘凉，顺便看看窗外的大街。而鲁迅从不靠近向着街道的窗口，总是坐在离窗两三尺的地方，害怕人们从下面的街道上看到他。走在路上，他总觉得有人跟踪，有时看完画展或从酒馆出来，鲁迅就对增田说：“你先回去，我要在我家附近甩掉那家伙。”
山本实彦回忆，鲁迅曾说他的一个笔名不能用上三次，因为有人会从文章的倾向和语调里发现是他写的。某次，一位日本学者问他，怎么最近没有看到他的文章，他回答说自己频繁更换笔名，并一口气说出六十多个，日本学者非常惊讶。
李立三曾与鲁迅见面，说共产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同时要搞武装斗争，他对鲁迅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鲁迅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到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鲁迅在上海溧阳路租了一间房屋专门用来藏书。他和成仿吾笔战时，曾去藏书室取书，回去的路上，他问周建人家中是不是有马列主义书籍？周建人回答有。他说：“怎么能放在家里！”周建人说：“书店里不是公开放在柜台上卖的吗？”他说：“唉！书店里卖和家里有，是完全两回事，你怎么可以随便放在家里呢！”为了防止有人搜查藏书室，他在屋子门口挂了一个“镰田诚一”的木牌用以掩护。1933年10月21日，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此地变化多端，我是连书籍也不放在家里的。”
长尾景和回忆，鲁迅的书架由坚固的厚木箱组成，鲁迅说：“这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
鲁迅去世后，记者去采访周作人，周说：“说起他的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却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要生气，静养更是没有那回事。所以病体就一天天的加重起来，不料到了今天，已经不能挽救。……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这次在上海住的地方也很秘密，除去舍弟建人和内山书店的人知道以外，其余的人都很难找到。”
【经济】
鲁迅一生注重理财，他的日记记载了几乎所有的收支情况。
鲁迅有时也买彩票，一次拿到薪俸后，“在月中桂买上海竞马彩票三张，十一元”。又一次，“直隶振券开彩，得烟卷四盒”。
孔另境回忆，一家书坊让鲁迅译书，说好按实字计酬（即不计算标点符号）。鲁迅同意翻译，但译文未加任何标点，也不分段，每张纸写得满满的，不空一格。书坊将稿件退回，请鲁迅分章节并加标点，鲁迅回信说，分段落加标点要另算钱，从此，书坊计算稿费再也不除去标点了。
鲁迅曾和几个青年编《海燕》，刚出了几期就被当局查封。杂志被封后，代售的书商打算赖账，鲁迅始终无法收回钱。最后他说：“好的，你不给钱我有办法，我这里都有收据，现在爽性不要了，我打算送给小瘪三，看你们能不能赖掉这批账！”
张友松回忆，北新书店的李小峰常欠作者稿费，他与人约定付款期限，总是说某月某日“以后”一定送来，而不说“以前”，鲁迅戏言：“他这样说，是永远不会失信的。”鲁迅因北新拖欠稿酬，曾诉诸法院，胜诉后，鲁迅便自制了印有“鲁迅”二字阴文印章的版权印花，以后新书出版，书商需到鲁迅处购买印花，贴在书上，作为防伪标记，并防止书商再拖欠稿酬。
因为和北新书局的稿费纠纷，在出版《两地书》时，鲁迅特地先和另一家天马公司接触，并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北新书局。李小峰甚为着急，鲁迅便借此机会要求北新多支付版税。
聂绀弩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他告诉鲁迅，对鲁迅不足千字的文章稿费是每篇3元（当时普通标准一般为千字1元）。鲁迅说：“那我以后给你的文章要越来越短了！”
夏丏尊回忆，鲁迅穿衣服向来不讲究，他从端午到重阳，一直穿着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1926年初秋，鲁迅从北京到厦门任教，途径上海，朋友们为他洗尘。夏丏尊发现，时隔二十年，鲁迅还穿着洋官纱。他问鲁迅：“依旧是洋官纱吗？”鲁迅苦笑着回答：“呃，还是洋官纱！”
鲁迅对周作人的儿子坐包车上下学很看不惯，说：“少爷派头，坐包车。”
在北京时，有客人来访，鲁迅一定要请客人吃点心。一开始男客女客一视同仁，但他后来发现男客一来，就将点心吃得干干净净女客则不然，于是此后，鲁迅改用花生代替点心招待男客，但招待女客依旧用点心。
鲁迅偶尔也会从稿费中拿出一些钱，到东城一家有名的法国点心铺买两块蛋糕来吃，也喜欢请许广平等几个女学生吃。但人多的时候他一般不会拿出来，许问为什么，他答：“你不晓得，有些少爷真难弄，吃了有时反而会说我阔气，经常吃这样点心，不会相信我是偶然的。”
在上海时，家中来了客人，鲁迅常陪客人聊到深夜，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饼干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许广平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广平打开立柜再取一碟。每来客人，瓜子也必不可少。鲁迅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必让许再拿一碟来。
鲁迅很是节俭，他的许多信封都是自己做的，他利用生活中可以用到的废纸，比如朋友寄来的大而厚的信封翻过来做成新的信封，或者用朋友寄来的包裹纸，或者用废纸。鲁迅收到包裹后，不但将包裹纸摊平、放好备用，连包扎包裹的绳子都收起来备用。
萧红回忆，鲁迅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广平一直想请一个北方厨子，但鲁迅认为开销太大，因为请厨师每月至少要15元钱的工钱。鲁迅家中只有两个年老的女用人，都六七十岁了，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广平亲自去做。来了客人，也是许亲自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但他们平常自己吃饭时就只有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鲁迅平常只喝清茶，不喝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的饮料，家里从不准备。
1935年3月，萧红某日清早到早点摊买油条，回家后发现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的手稿，非常惊讶和生气，写信告知鲁迅。鲁迅回信说：“我的原稿的境遇，你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可以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鲁迅将出过书的校样当作卫生纸用。他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一半，他拿来校样分给众人。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说，这怎么可以？鲁迅说：“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他家的卫生间也摆着校样纸。
有些方面，鲁迅却不愿节省。当年买八道湾的房子时，他为了让弟弟的孩子们能有玩耍的地方，特地挑选了有大块空地的八道湾的房子。到上海后，家中只有他和许广平两个人，但他却一定要租一独栋的三层小楼。除了火腿，他不吃隔夜菜；不爱吃蔬菜，所以每餐一般必有肉。
居上海十年间，鲁迅不断搬家，最初住在景云里时，就换过好几次房子，后又搬到北四川路，去世时住在大陆新村。每次鲁迅都说要换个便宜点的，但每次都越换越大，越搬越贵。
晚年在上海，鲁迅出门总是很警惕，看电影总是坐“花楼”（包间），怕遇到认识的人，免遭善意或恶意的研究；出门很少坐电车，更不坐黄包车，怕遇到意外躲避不方便，路近便步行，路远就雇汽车。有时候局势紧张，他便十天八天不出门，但越不出门便越羡慕外面自由的人们，于是越想出门，所以他宁愿多花点钱，坐汽车，坐“花楼”。
鲁迅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鲁迅随吸随取。另一种白听子的前门烟，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平常放在鲁迅书桌的抽屉里，来了客人鲁迅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
鲁迅的同学、后在教育部的同事张邦华的儿子患重病，张找到鲁迅帮忙。鲁迅不仅托朋友替张介绍医院，还替他付了1000多元的医药费。出院后，又替他请全院的医生吃饭，表示谢意。许广平谈鲁迅的金钱观：“他的慷慨，真叫人奇怪。有时人们以平常上海洋场心理推测先生，以为先生能这样替人花钱，一定是个富翁了。谁知先生却用钱之所要用，什么留底都不存了。”
儿子出生后，鲁迅和许广平请了一位保姆阿花照顾周海婴。阿花是绍兴人，丈夫患病失去劳动能力，时常毒打阿花，并想把她卖掉，于是阿花逃到上海打工。一天，阿花的丈夫从乡下赶到上海，想将她带回去，鲁迅请了律师和一位绅士调停此事，最后花150元为阿花“赎了身”。
陶元庆去世后，鲁迅拿出300元交给许钦文，让许为陶买墓地。柔石遇害后，鲁迅交给柔石遗孀100元，作为柔石子女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