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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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彬如回忆，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后，国民党高层想拉拢他，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人均送帖子请他吃饭，他一概拒绝。请帖送来的多了，他便统统拿到楼下传达室去展览，并贴上一张条子，上书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日本某报曾在报道中批评鲁迅，鲁迅对该报的上海支局长很是生气，认为没有读自己的文章便撰文批评，不负责任。之后，局长请鲁迅写文章，鲁迅断然拒绝，送来礼品，鲁迅也坚决退回。一次，增田涉陪鲁迅去看画展，遇到了这位局长，局长讨好地请鲁迅吃饭，鲁迅扭过脸去，不予理睬。
中日民航通航，日本方面希望鲁迅能主持中国方面的通航典礼，委托一个驻中国记者前来邀请鲁迅。鲁迅马上拒绝：“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个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记者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说：“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
鲁迅的某位朋友做了大官，到上海去看望鲁迅，鲁迅竟从后门避走，让用人告诉他，主人不在家。朋友知道鲁迅的脾气，在大门口等待徘徊。半个小时后，鲁迅从后门回家，在楼下客厅说话，朋友听见后，冲进门来，说：“哈哈！我晓得你在家呢。”鲁迅躲不及，颇为窘迫地说：“你不是已经做了官了吗？”朋友知其意，答道：“做官归做官，老朋友总还是老朋友哇！”于是两人才一同上楼聊天去了。
如果有人在鲁迅工作的时候上门找他聊天，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他也会很不客气地说：“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鲁迅不因对某人的好恶而影响对其作品的判断，他不喜胡適，与林语堂分道扬镳，与周作人失和，但是1936年，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提到的三名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时，其中之一便是胡適；在提到中国现代最著名的五名杂文家时，头二人便是周作人、林语堂，之后才是他自己、陈独秀、梁启超；鲁迅也并不喜欢沈从文，但依然赞扬沈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好的作家之一。
1936年，李霁野写信建议鲁迅：“应该有一个人好好为你写一部传记……只有景宋女士（许广平）合适。”许广平也表示赞成，并马上搜集资料。鲁迅起初不同意，认为自己不值得这样做，后来说：“要写，就坏话也得写。”
鲁迅曾被通缉，他病重后，其学生李秉中从南京到上海探望，后又寄信说，他考虑到鲁迅在病中，想申请将他的通缉令取消，但怕贸然行事惹鲁迅不快，所以先写信请鲁迅同意并谅解。鲁迅回复道：“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逝世前一天，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告诉鲁迅，他筋骨脆弱，牙齿全缺，患有痔核、胃扩张、肠弛缓症、胸膜炎、气喘、肺结核等病症，然而他答道：“只要没有花柳性病就可以证明自己是纯洁的，再者自己虽是老视眼只要不是中国多数的沙眼就是特别的地方。”
逝世前，鲁迅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这也是他的“遗嘱”：一、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执拗】
许寿裳回忆，鲁迅并不喜欢游览，他在杭州任教的一年间，只去过西湖一次，还是因为许的邀请。对于西湖美景，他也无太多兴趣，无论是为人称艳的保俶、雷峰二塔，还是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三潭印月”，他都只说平平而已。
尚钺回忆，一次他去拜访鲁迅，有鲁迅不愿见者也上门求见，鲁迅让保姆告诉来人说他不在。过了一会儿，保姆拿着名片进来说：“他说他下午看见先生回来的，有事要见先生。”鲁迅立刻沉下脸来，拿着名片走到门口提高嗓子对保姆说：“你再去和他说：我说不在家是对他客气！”
未名社知道国民党当局准备办《国民新报》后，决定让韦素园去副刊当编辑，他们让某人去请鲁迅和北大教授徐旭生当介绍人。某人对徐说，鲁迅请你介绍韦去编副刊，又对鲁迅说，国民党要求你介绍一位副刊编辑。最后二人都写了介绍信，韦成功当上副刊编辑，鲁迅还热心地为他向人约稿。后来鲁迅知道某人玩的花样后，生气地说：“你看，他竟到我这里玩手段来了。”于是，他到死都没再和某人说过话。
鲁迅第一次领到厦门大学发的400元工资，便拿着支票到厦门的美丰银行去兑现。银行职员看着眼前这个身穿破灰布棉袍，头发长长的老头儿，问道：“这张支票是你的吗？”鲁迅吸了一口烟，给了该职员一个白眼，一语不发。银行职员连问三次，鲁迅也连吸了三口烟。最后，银行职员只好给他兑了支票。
夏衍回忆，鲁迅不喜欢田汉。日本左翼作家藤森成吉到中国时，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为其洗尘，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受邀在座。席间，田汉对藤森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极为反感，低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说罢便起身离席，田汉很是难堪。
许广平记载，鲁迅幼时每每穿上新衣，家人总时时监视，警告他不要弄脏新衣，弄得他坐立都不自由，便觉得穿新衣服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情。初到上海时，许广平见他的蓝布夹袄破了，给他做了一件蓝色毛葛的棉袄，但鲁迅无论如何也不肯穿，说滑溜溜的不舒服。
一次，鲁迅请大家吃饭，当时他的身体已不是很好，所以吃饭时，他坐在椅子上闭目休息，大家都认为他喝多了，便问许广平。鲁迅听到后，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喝醉过……”
鲁迅晚年，常看电影作为消遣，他也常介绍人去看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但他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从不逛公园，居上海十年，连离家最近的虹口公园也从未去过。一年春天，萧红常告诉他，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鲁迅于是准备选个天气晴好的周日，带儿子一起去游兆丰公园，但最后还是没去。鲁迅曾给公园下定义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曹聚仁曾对鲁迅说：“你颇像爱罗先珂，你是寂寞的，而你又是怕寂寞的。我觉得你最大的苦痛，乃是‘往来无白丁’，所与谈的都是读书人；因此，你谈话先有戒心。你又敏感得很，又是言者未必有意，你听了却搁在心头。”鲁迅颇赞同曹之言。
【谨严】
鲁迅在教育部上班时，每天一定准时下班，沿途商铺都将鲁迅当成时钟，看见他乘坐人力车走过，便说：“可以做饭了。”
孙伏园发现鲁迅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即便在寒冷的北京的冬天，也一向如此。他对孙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经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孙伏园曾说：“鲁迅先生的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间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1924年2月的一天，许钦文到砖塔胡同去看望鲁迅，刚进门，十二岁的俞芳便对他说：“昨天晚上，大先生那里好像有客人，半夜了，还在高声谈话呢！”许进屋去找鲁迅，才知道，昨天晚上不是来了客人，而是鲁迅在独自朗读刚写完的《幸福的家庭》。每次鲁迅写完文章，“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
1924年，郑振铎主编的某期《小说月报》上，苏联人民教育委员长卢那卡尔斯基的照片下，写了另一位文学家的名字。荆有麟不能确定《小说月报》是否刊登错误，便买了一本，去找鲁迅。鲁迅一看便说道：“他们真胡闹，连照相也可以随便安排。”他马上跑到书房，不仅找出了芦那卡尔斯基的照片，还找出了该文学家的照片。之后，荆在《京报》上将《小说月报》的错误指了出来。
荆有麟回忆，鲁迅准备翻译《小约翰》时，发现日文译本不忠实，而德文译本又有删节，但他又看不懂其他文字。某次，他听同事齐中颐说英文本的很好，于是请齐用英文本帮忙。当时齐在中央公园整理档案，鲁迅便每天下午到中央公园，请齐为他解释英文本，同时参照日、德文本，逐字逐句校释。时值酷暑，鲁迅每天穿着旧且紧身的淡蓝竹布大褂，一手夹着书，一手拿着香烟，去中央公园找齐。有时到得太早，就在公园柏林下面转转圈，遇到熟人，便到露天茶社坐上一会儿。
鲁迅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后，得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人翻译的版本，立即买来与自己译的逐一对比，发现商务的译本中，对于文法的处理及语句的运用，有些地方很难表现原作者的意思，这才放下心来。
担任《奔流》、《语丝》编辑时，鲁迅每天收到的稿件真是五花八门：有自己写了不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