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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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夜饭一定要回到学校住宿，而且不肯偷偷夜行，必定两只手各拿一个灯笼，灯笼上红红地照出大大的‘周’字，到天亮从学校回家，又总是说：‘怎么样？又回来了。’”
鲁迅回忆：“说起民元（民国元年）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许寿裳讲述他与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时，“同寻满清驻防旗营的废址，只看见一片焦土，在瓦砾堆中，有一二年老的满洲妇女，住在没有门床的破屋里，蠕蠕而动，见了我们，其惊惧似小鼠，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鲁迅为我讲述当年在路矿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言下犹有余恨”。
鲁迅从南京刚到北京任职时，心情舒展，意欲有所作为，他在日记中温暖的写道：“是日易竹帘以布幔，又购一小白泥火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
鲁迅与钱稻孙、许寿裳合作设计中华民国国徽，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还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委托设计了北大校徽，沿用至今。
鲁迅一连几个星期，都会到周期讲演会去演说《美术略论》，有一次正逢大雨，他依然冒雨前往，但到场后发现，听众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来。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
鲁迅在生前几个月写给尤炳圻的信中，依然在认真地讨论国民性的问题：“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悲凉】
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鲁迅得到了范爱农淹死的噩耗。对于这位坎坷一生的好友之死，鲁迅内心始终无法释然，他曾写下三首挽诗《哀范爱农三章》：“风雨飘摇日，吾怀范爱农……”
百无聊赖时，鲁迅便抄写碑文打发时间。据周作人说，洪宪帝制时期，袁世凯的特务到处秘密抓捕反袁之人，北京的大小文官一律受到监视。为此文官们人人设法避人耳目，觉得要有一种嗜好才能让袁放心，于是重则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字画。鲁迅不会赌，玩古董又没钱，只能收集些石刻拓本。但看拓本一来不能打发漫长的岁月；二来没有钱天天买，于是便动手抄写。一块汉碑可以抄上半个月，用来消磨时光是再好不过的事情。“鲁迅那时自号‘俟堂’，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
章衣萍曾见鲁迅抄写《六朝墓志》，问其目的，鲁迅答：“这等于吃鸦片。”而刘半农也曾就此问过：“目的安在？”鲁迅说：“这等于吃鸡肋而已。”
1917年除夕，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反复提到了自己精神上的痛楚和寂寞：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绍兴会馆时期”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关键。他写道：“他还没开始文学生活。他还在会馆的一间‘闹鬼的屋子里’埋头抄古碑，没有任何动作显露于外。‘呐喊’还没爆发为‘呐喊’，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的呐喊的凝重的沉默。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作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
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笔下郁结了更多孤愤的气质，散文集《野草》和小说集《彷徨》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希望》中写道：“我的心分外的寂寞……”
鲁迅的《伤逝》从表面看是一部写爱情的小说，周作人认为其实它是在暗自咏叹失和后的兄弟之情：“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在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这样写道：“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
1933年，鲁迅在小诗《无题》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
鲁迅曾写道：“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看过在苏联红场举行的纪念“五一”节的新闻纪录片，鲁迅对周围的人说：“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
挚友许寿裳感慨：“（鲁迅）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
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即讲到，屈原的后世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至死，社会依然。”
周作人评价其兄长时说：“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了吧。”
【质直】
夏丏尊回忆鲁迅，他常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
清末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人员复杂，良莠不齐，老百姓叫它“浑蛋汤”。鲁迅便将广和居卖的“浑蛋汤”这道菜叫作“总理衙门”。
寿洙邻回忆，鲁迅不喜谈政治，亦不喜谈法律。民国初年设立议会，高谈法治，一时学子，纷纷改习法政。鲁迅讽刺道：“此皮相尔，此作官热耳。”但其论法律的文章，却字字精当，老吏弗及。
1912年5月，鲁迅、许寿裳、蔡谷清（蔡元培的堂弟）及许的侄儿一同从绍兴北上，在上海乘轮船分配仓位时，鲁迅突发奇语：“我睡上铺，谷清是被乌龟背过的，我不愿和他同房。”原来，蔡曾自述，在北京时他到八大胡同喝花酒，忽遇骤雨，院中积水，无法出门，便让妓院中的男子背着涉水而出。于是，蔡、许二人一间，鲁迅和许的侄儿住一间。
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一次次长（副部长）让他批示某公文，他看过公文后，拒绝批准。次长无奈，只好作罢。
教育部同事冀贡泉回忆鲁迅说：“我和他同桌办公，感到他正是所谓‘直’、‘谅’、‘多闻’的益友……人们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恰好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各读各的书，记得好像他是经常读的一本西文书，他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同事们佩服他看书有恒心。总之，他是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
1917年张勋复辟，鲁迅闻知愤而从教育部离职，直到复辟乱平，他才回来上班。
俞芳回忆，鲁迅每次出门，总在口袋里装一小沓纸，回来后，又从口袋里掏出，扔到炉子里烧掉。俞芳觉得奇怪，便问鲁迅：“大先生，你带出去的纸，为什么要带回来烧掉呢？”鲁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道：“你们有常识课吗？老师给你们讲过随地吐痰的害处吗？”俞芳答：“讲过，随地吐痰是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鲁迅说：“对呀，把痰吐在事先准备好的纸里，带回来烧掉，消灭细菌，这样做好不好？”俞芳这才明白，原来鲁迅的这些纸是用来吐痰的，为了不传播病菌，他又带回家来烧掉。
俞芳还回忆说，当时北京常有假银币，许多人收到了，总是“假进假出”，当成真的再花出去。但鲁迅收了假银币却并不如此，他总是用小榔头将假银角子敲成几块，放进火炉烧掉，说是“火化”；假银元则放在抽屉的一个小盒子里，不拿出去使用，说是“打入冷宫”。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罢，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在中山大学时，某政治家请鲁迅赴家宴，鲁迅推辞不掉，只能赴宴。席间，鲁迅发现主人对自己虽很恭敬，却是什么都不懂的俗人，便觉此人讨厌。刚巧上来一道菜，主人介绍这道菜是某先觉所喜欢的，而做菜的正是某先觉原来的厨师，众人一听，便开始赞美这道菜。鲁迅却不动筷子，说道：“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一样菜。”
鲁迅曾告诉刘文典，他在广州时，一次，有个国民党军警想要考察他，他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思想是极其复杂、极其古怪的，岂是你们这般年轻人所能考察得了的。”年轻的军警一愣，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陈彬如回忆，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后，国民党高层想拉拢他，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人均送帖子请他吃饭，他一概拒绝。请帖送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