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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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髓，当他听到父亲说肢体不全的尸体一起站起来，惊呼“野狗猪来了，怎么好”的时候，觉得实在阴惨得可怕。这两件事情让他记忆极为深刻，60多年后回忆起来都“不是很愉快的事情”。

鲁迅到南京读书后，周作人也很想从家里逃脱，原因一半与鲁迅相同，源于“衍太太”的挑拨离间，另一半是讨厌上街买菜。他倒不怕与小贩们讨价还价，而是因为祖父规定，上街一定要穿长衫。于是大夏天，他便只能穿着长衫，挎着篮子，走二里路到早市，挤在鱼摊菜担中间，酷热难当，他觉得，这对他来说，实在是“无形的虐待”。

杭州的拱辰桥很是繁华，这是周作人从绍兴到南京上学的必经之地，但他经过四五次，一直没有上过岸。一次，由于船到杭州较晚，来不及进城，船上的人便只能上岸过夜。周住的那家客栈隔壁住了一个“野鸡”，他刚要了一碗汤面，茶房便来劝他去隔壁“白相”（玩），不一会儿，隔壁的“小姐”和服侍她的“大姐”轮番来劝他过去，周好不容易将她们打发走。这个客栈的臭虫、蚊虫，隔壁没有生意的主仆喁喁的聊天声，又让周作人实在觉得心烦，到了半夜便下楼结账，乘船进城。以后路过，他再也没有勇气上岸去了。

1904年冬，周作人到北京考官费留学，他去听了三回京剧，既感受到了京剧的精华，也看到了糟粕。其中一次是谭鑫培的，周平常讨厌京戏里的长音，听了有一种生理上的不愉快，但这次听谭老板的戏却没有这种反感。又一次是两场偷情戏，很是淫亵。这次经历给周留下了极为糟糕的印象，以后在北京的40多年中，他再不曾看过一场京戏，只要听见“嗳嗳嗳”的唱腔，便“衷心发生厌恶之感”。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过得颇为愉快”，既“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是警察的欺侮”，也没有受到过国际事件的刺激，如鲁迅所经历的日俄战争中辱杀中国侦探的刺激。他对日本印象很好，很快习惯了日本的生活方式，融入日本文化。留学6年间，他从未回过国，东京已然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周作人喜欢日本式的生活方式，他说：“日本住房，几张席子（榻榻米），一张炕桌，一副坐垫，看书、写字、吃饭都是这张桌子，晚上睡觉，拉开墙柜，扯出被子就睡，搬家也简单方便。”梁实秋曾说：“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赞美日本式的那种纸壁地板蹲坑的厕所，简直匪夷所思。”

周作人翻译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说，将题目翻译为“小的一个人”。他觉得此种说法不符合中文习惯，但又没有更贴切的译法。他将作品送到《新青年》去发表，陶孟和提笔加了一个“小”字，于是题目变成“小小的一个人”，一下子便生动起来。周对陶十分佩服，称其为“一字师”。

1926年，张竞生主编的《性史》一书出版，一时间举国哗然，张竞生被文学界戏称、讽刺为“性学博士”，但周作人却公开表示支持张。周说：“假如我的子女在看这些书，我恐怕也要干涉，不过我只想替他们指出这些书中的缺点或错谬，引导他们去读更精确的关于性知识的书籍，未必失色发抖，一把夺取淫书，再加几个暴栗在头上。”

一次闲谈中，张中行对周作人说，希望他能编一本日本俳句，因为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周作人听罢，郑重拒绝道：“没有那个本事，办不了。”20世纪30年代，在北大的一次诗歌讨论会上，郑振铎、冰心等人都做了长篇的发言。轮到周作人时，周只说自己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

周作人说：“我从小读《论语》，现在得到的结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点对隐者的同情。”他崇拜陶渊明，20世纪30年代有人称他为现代陶渊明，他高兴地将其引为知己。

1930年，周作人去辅仁大学演讲，该校英语系一年级学生邓广铭听完了全部的六次演讲并做了完整记录。演讲结束后，邓将记录稿拿给周看，周校改一遍后交出版社出版，这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周作人的演讲既无讲义亦无提纲，周说邓的记录稿不但绝少错误，还条理分明。书出版后，周作人把稿费700元全部送给邓广铭，邓用这笔钱买了一套线装的百衲本二十四史。

张中行曾听赵荫棠说，周作人任伪职后，一位落魄的北大学生曾求他介绍工作。这位学生第三次上门时，正赶上屋内有客人，门房挡了驾，但学生以为是周推托，怒气难平，在门口大骂起来，声音高到内院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几日后，这位学生便接到了任职的通知。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怎么还帮他？周答：“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啊，太值得同情了！”

张琦翔回忆：“周作人平时手不释卷，什么家务公事，统统委之于人。有一天，家里丢了两包大米，有人劝他追查一下，但他却说：‘没有那么多工夫查，耽误了看书，划不来，丢了算了。’”

周作人曾说，他的心里住着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它们“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小流氓）。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著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即一溜烟儿地走了。”

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写了一系列文章支持学生运动，其文笔辛辣犀利，丝毫不输乃兄鲁迅。但他出作品集时，却不收录此类文章。孙郁说：“（这）大约又是‘绅士鬼’起作用吧？这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被精神困扰的痛苦的灵魂。”

周作人曾对赵荫棠说，他知道自己本性中有不少坏东西，因而如果做了皇帝，也许同样会杀人。

周作人惧内，对夫人羽太信子言听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局势极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就叫人将八道湾门口挂的“周宅”的牌子取下，换成“羽太寓”，并挂上日本旗。周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鲁迅听说后，慨叹道：“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多次引用《东山谈苑》典故：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晚年，他对杜牧的“忍过事堪喜”极为激赏，多次表示“寿多则辱”，“即使长命，在四十八岁内死，最为得体”。

张中行回忆，周作人与鲁迅一样，琐屑小事也一丝不苟。书籍总是整整齐齐；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书写，总是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给人寄书，总是包得棱棱角角，整整齐齐；友人送他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将图章装起来。

俞平伯说周作人：“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谈论叔叔周作人，不像父亲鲁迅那样“时时解剖别人，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

【文艺】

在南京上学时，周作人得到了一本插图本的英文《天方夜谭》，引发了他对外国文学的兴趣。他试着将其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翻译成文言文。翻译时，他对原文做了删节和修改：一是阿里巴巴死后，其弟凯辛娶了他的妻子，周认为不合礼数，将此删除；二是书中的女奴后来成了凯辛的儿媳，周在叙述她的命运时修改为“不知所终”。他以“萍云”为笔名将译文寄到《女子世界》发表。后此文又出了单行本，命名为“侠女奴”。

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翻译外国小说，大多为东欧小说，译笔古奥，结集出版时起名为《或外小说集》（“或”为“域”的古字）。胡適称赞“域外小说集比林（琴南）的小说确是高得多”，“是古文翻译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

《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册分别在东京和上海寄售，半年中，第一册在东京销售21本，第二册20本，第一册多售出的一本还是他们自己买的；在上海，两册均售出二十本上下，此后再无人问津。鲁迅在以周作人名义写的序言中说，销路不好的原因是小说都比较短，与我国传统的一二百回的章回体小说区别甚大，看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了头，却已完了。”阿英则认为，周氏兄弟翻译虽用文言文，但仍旧保留了原来的章节格式，当时的中国读者极不习惯，有些佶屈聱牙，不受欢迎是很正常的。

“五四”前后，周作人的翻译小说集《点滴》（后更名为“空大鼓”）出版，全书21篇作品中，俄国、波兰、南非、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小说占了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的《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均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自谦自己并非文人，也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搜集歌谣、童话、民俗，翻译东欧、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等，都是高兴了来帮一手，但这只是在缺少人手的时候才行，如已有了专门的人，他就只得溜出去，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了。

胡適到紫禁城拜见逊帝溥仪后，社会各界都开始关注“这个青年”的前途了。周作人的建议是溥仪最好出国留学，研究希腊罗马艺术，理由是他衣食无忧，最适合研究这些“无用学问”。

在《自己的园地》序中，周作人谈到其写作的原因，是“寻求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