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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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则。不要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或者像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完了。”郁达夫从在黑板上写三个字到说完这段话，总共用了不到2分钟，然后就走下了台。正合乎他所说的三原则：“快、短、命。”
郁达夫说，他每见古人记游或序人记游，开头总要写一句“余性好游”的开场白，读了往往想哄笑出来。郁达夫想，狗尚且好游，人岂有不好游的道理。
郭沫若为文，好用“哟”字，郁达夫爱连用“啊啊”二字，吴稚晖则喜欢连用“呸呸呸”三字。有人据此作诗云：“各有新腔惊俗众，郁啊郭哟稚晖呸。”
郭沫若回忆说：“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郁达夫每次写一个短篇，往往要在心里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才动笔，他对于翻译也同样认真。一天，郁达夫对静闻叹说天气和心情不好，不能创作。静闻劝他暂时译点东西，等心情好了再写小说。郁却摇头道：“翻译并没有比创作更容易些。想翻译作品不但是要自己理解的，而且是要自己喜欢的。自己没有感动过的东西是译不好的……在决心下手翻译那个作品之前，又必须把原文反复阅读到完全能够领会它的意义和神韵为止。在披纸运笔的时候，更一样不能够缺乏那种好心境的。没有经过这种过程的译文，自己先就不能够满意。”
郁达夫说自己的诗词门径，得自《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
1932年12月，郁达夫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说死以及自杀、情杀之类》，内容烦冗，情绪低落，他在文中说：“快乐的情死，由我看来，只能算《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当时潜居上海的瞿秋白见此文后，十分为郁担忧。他写了首诗寄给鲁迅转交给郁，诗云：“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上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诗后，瞿秋白还附上跋文，对郁的笔偏“向舞楼”而“不向刀丛”的歧路表示了惋惜。郁达夫见诗后，再未写此类“摩登风气”的小文了。
林语堂用英文写就《京华烟云》后，认为郁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译人选，便请郁翻译《京华烟云》，还给郁寄去5000美元的预付金。林还将作品中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以及中国成语等详细注解，分两册寄给郁。但此时郁达夫正为家事所累，动手翻译了一部分后，便没有再继续。郁达夫去世后，其子郁飞用十年时间将该书根据林的原意翻译修改为《瞬间京华》。
【忧国】
1917年6月3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发愤立志：“予已不能爱人，予亦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
1919年5月7日，身在东京的郁达夫得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消息后，心里觉得痛快至极，特地理发修面，换上一身笔挺的制服，到照相馆拍照留念。他高兴地对摄像师说：“以后当每年于此日留写真一张。”
郁达夫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时，毕业论文的题目曾计划写“中国经济史”或“中国外交史”，他还打算写《中国货币史》。
郁达夫在《沉沦》中苦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1921年，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尾崎行雄到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给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演讲。尾崎在演讲中将中国称作“清国”，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突然，一位青年站起来，用流利的日语说：“请问尾崎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驳得尾崎行雄哑口无言，被迫道歉。这青年就是郁达夫。
60多年以后，夏衍回忆此事时说：“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烟町念书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中山大学执教期间，郁达夫敏锐地看到广州“革命”表面现象下的种种龌龊腐败，离开广州时，他说：“我若有成功的一日，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到上海后，他发表《广州事情》一文，对广州进行“总括的批判”。这篇争论引起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不满，郭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他在给成仿吾的信中说，郁“倾向太坏”，甚至有“构陷朋友”之嫌。此文发表后三个多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证实了郁达夫所批并非妄言。
黎锦明回忆，1934年，他与郁达夫乘画舫游西湖，郁在湖上听到歌声，说：“今日在这里游湖，快乐，不知道明年今日，后年今日，还是怎样的啊！总有一天，我们想游湖也游不成！”
郁达夫赴福建前，到南屏去访若瓢和尚，脸上浮现着从来没有过的沉着严肃的表情，他问若瓢：“国事蜩螗，和尚如何打算？”临告辞时，他对若瓢说：“和尚不入地狱，那么谁入地狱？”
郁达夫参加了鲁迅的葬礼，感慨：“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来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
日本侵略中国后，郁达夫无比愤怒，只要一提到“日本”二字，他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反感。一次，他在福建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当着众人的面，在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该侵略中国，正气凛然，令人震惊。
郁达夫和许钦文一起坐火车回杭州，在火车上，他们看见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被绑在站台的柱子上。郁一听到这两个人是汉奸后，马上扑向车窗外，非常气愤地指着他们大声说：“汉奸，一定要杀掉；把他们的肉做成罐头，送到前方去给抗战的将士们吃。”事后他告诉许，他之所以这样气愤，主要是给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胖子看的，因为那个胖子曾有汉奸言论。
有一天晚上，刘海粟和郁达夫躺在新加坡期颐园中的草地上，两人谈及时局，郁忽地愤然跃起，仰天喃喃地说：“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
【抗日】
1937年，郁达夫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并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日刊）主编。郁在47天内，发表了20篇有关抗战的文章（其中连续八天，每天写一篇）。后《救亡文艺》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被省保安处派特务破坏，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也被迫停止活动。
同年12月，日军攻陷杭州、富阳后，郁达夫70多岁的老母亲躲在夹墙中，于元旦前一天饿死于家乡的鹳山。噩耗传到福州已是1938年春，国仇家恨，双锤齐下，郁达夫悲恸欲绝，连夜赶到浙江边境，但因无船回去，只能作罢。他在福建设灵堂遥祭，并亲自书写一联“无母何依；此仇必报”，悬挂于其母遗像旁。
1938年12月，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同时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他撰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9年11月23日清晨，郁达夫的大哥、上海著名大律师郁华（郁曼陀）在赴法院途中，被汉奸狙击，连中三弹殒命。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闻讯，为大哥送上一副挽联：“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
次年5月，日本评论家新居格托人转寄给郁达夫一封信，信中除叙旧和表达怀念，还谈到了对两国交战的看法。郁达夫将此信译出，全文刊载在《晨报》上，将自己的复信也全文发表，然后将剪报寄给新居格。郁达夫如此大费周章，是为了避免“被歪曲翻译，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不致愧对“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
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郁达夫辗转来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市镇，化名赵廉。一天，他化装成工人，乘公共汽车出门办事。半路，一队日本宪兵拦下了公共汽车并冲了上来，为首的日军军官用日语说了一大通。由于语言不通，乘客和司机不知日军来意，吓得面如土色。郁听出了日军只是问路，便用日语为他们指了路。日军军官仔细询问了郁的名字和地址，举手向郁敬礼，然后离开了。两天以后，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找到郁，软硬兼施，让他充当“通译”。郁达夫考虑几天后，决定担任，以方便开展抗日工作，但他坚决不领取日本人的报酬。
在担任“通译”期间，郁达夫利用各种机会掩护、支持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胡愈之、王任叔、邵宗汉、沈兹九、张楚琨等人先后来到这里，得到了郁的庇护。在他当翻译的8个月中，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有被拘禁的，也都在郁达夫的巧妙周旋下获释。
郁达夫担任“通译”后不久，苏东日本州长官派人前来追缉陈嘉庚，并由汉奸带来两个参加过陈主持的南侨代表大会的委员，以指认陈。陈嘉庚当时已经从巴东乘船到爪哇去了。汉奸不会日语，郁达夫便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已经乘船回国了，这班家伙却来讨人！”宪兵队长听了大发脾气，吓得汉奸和那两个委员抱头鼠窜。郁达夫用中文对他们说：“中国人要像个中国人的样子！”
金丁回忆，他于1942年9月到达巴爷公务时，郁达夫已经留起了胡须，看上去像个日本人。郁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