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2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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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曾将沈从文的作品拿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阅读，高读后大惊：30年代的中国就有这样的文学？！
钟开莱说：“法国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在他学生的四本必读书中，三本是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一本是沈先生的小说集。法国……有的大学把沈先生的书列为必修课。”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宇说：“确认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地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鲁迅先生就认为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这对建立健康的文学批评秩序，营造良好的文学创造氛围，具有标志性意义。”
文学史家司马长风说，沈从文的作品“雄浑苍凉，物我古今兼忘于刹那”。
由钱理群、温瑞敏和吴福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首次以独立的一章介绍和评述了沈从文的作品。该书评价沈从文的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描写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沈从文的文学不属于当时中国的城市文化，也不属于革命文学，因此难以被当时的现实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本）评价道：“沈从文构筑了一个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也因此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黄永玉说沈从文：“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滴石穿的力量。”
五、郁达夫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幼名萌生，表字达夫，抗战期间在印度尼西亚曾化名赵廉，浙江富阳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关键词：性情、畸零、颓唐、任侠、落魄、迷情、婚姻、忏悔、逸事、嗜好、求学、教学、文章、忧国、抗日、非命、评说〕
【性情】
郁达夫从不隐藏自己，对于他大胆的自我暴露似的“真”，郭沫若曾经这样形容：“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在《沉沦》中，达夫捶胸顿足地大声呼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实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温梓川回忆，一次，郁达夫家中来了客人，说着说着，话题转到了子宫帽上，郁达夫绘声绘色说得淋漓尽致，一点也不忌讳座中还有女客。王映霞实在听不下去，悻悻地说：“达夫！你不说这个不行吗？”
陈翔鹤说：“对于性的事情，他一向都十分公开，好像是对谈吃饭喝茶一样地随便，有时纵然是到‘妓寮’里去过一次，也从不曾对人隐秘过。但他对于女性的，无论在言谈间或行为上，也绝无丝毫轻辱或玩弄的态度，当然更说不上蹂躏了。每当他一说起女人或性的行为来，就好像她们可怜，他也可怜，一切人都可怜似的。有时到一提起他自己荒唐的行为来，就从他平坦苍白的脸面上马上现出悲哀的表情，在他小小的不大有光的眼内也神经质地滢滢然地转动着泪珠。”
陈翔鹤回忆，郁达夫一次说：“成仿吾三十岁了，还是个童男呢，你说奇怪不奇怪？”言下大有拖成下水之意。
一次，郁达夫问陈翔鹤：“你已经二十多岁了，还不曾有过一次性的经验，可是真的？”陈回答是，他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你又不是拿不出钱来。”陈回答，他不会拿钱去向妓女求爱，这是一桩罪过。郁听罢兴奋地拍着陈的肩膀说：“陈，这是对的，你有高尚的灵魂，你要保持下去。你将来一定得好好地结婚，过健全的生活。不写文章也不要紧，写什么狗屁文章，生活总得好好地过……”
静闻回忆在广州时的郁达夫：“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的文章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印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
小因岳夫回忆，郁达夫对英国王子与辛普森夫人相恋之事很是赞赏，曾用咏叹的语调称赞王子说：“了不起的人啊！”
1923年，正当创造社办得如火如荼时，郁达夫接到朋友来信，推荐他到北大任教。郁很高兴，但郭沫若却不希望他北上，因为他一走，创造社的几种刊物很难维持下去。郭对郁说完自己的想法后，郁却说：“最好是停办！”郭觉得可惜，问道：“到了北京不好再寄稿来吗？”郁坚决地说：“不停办我是不寄稿的。”
后来，郁达夫对陈翔鹤解释他离开创造社的原因：“大家穷在一起，从书局方面拿到的钱又不够生活。书贾又全都是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实在难得同他们去鬼缠。……我们创造社真正是想替中国人开出一条文学的路子来的，可是社会不容许我们，一般混蛋东西都排斥我们。真正难说得很，还不如死了的好！”说着，便由泪滢滢转为眼泪滂沱了。
郁达夫曾说，民国建立以后，“阿猫阿狗，就都着起了西装，穿起了皮鞋，提起了手杖”。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郁达夫撰文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国民党因此要查封创造社。5月10日的一次宴会上，有人告诉郁达夫，当局“可以保证创造社不封”，但要郁“为他们帮助党务”，郁立即“托病谢绝”。是月下旬，有人设宴请郁达夫、胡適等人吃饭，席间，主人劝郁“出去做个委员”，郁断然拒绝。
郁达夫小说《二诗人》发表后，诗人王独清和马宗融觉得郁是影射自己，四处对人说，遇到郁，必痛打他一顿。郁得知后，吓得蛰居沪西小镇半年之久。
1929年，郁达夫应邀到安徽大学任教，到校刚几天，安徽教育厅长程天放攻击郁为“堕落文人”、“赤化分子”，欲对他进行迫害。郁得知消息后，立即返回了上海。王映霞竭力要求郁去与安徽大学交涉，要求他们赔偿损失，郁达夫怕生事，不愿再去安庆。结果，王映霞挺着大肚子去了安庆，要回了一学期的薪金，并带回了郁的行李。
郁达夫加入左联后，对左联的冒险做法很是不满，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引起左联其他人的不满。1930年，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
郁达夫每在外受到侮辱，回家必向孙荃发泄，百般挑剔，辱骂孙荃是在家“坐食”的“行尸”。但随后又责怪自己，抚慰孙荃，百般解释，孙荃听了反替他抱不平，两人相拥而泣。长子龙儿未足月就出生了，他称龙儿是两人“悲哀的继承者，一看就觉得是一个神经质的薄命的相儿”，称其出生“多此一举”。后龙儿果然早夭。
为求淫乐，郁达夫卖了孙荃送的定情信物钻石戒指。事后想起孙荃，他便抱头痛哭：“我的女人，我不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我终觉对你不起！”
陈翔鹤回忆，一次，郁达夫穿了一件新的灰色花绸长衫，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草帽微微偏斜地戴在头上，足下穿着一对白帆布鞋，他拍拍身上的衣服说：“这是我的女人从家里寄来的。可怜她对我很好，我却一点也不爱她！”说完之后，仿佛有点滢滢欲泪的样子。
郁达夫给王映霞回信，多是边写边哭。收到王映霞的回信，他觉得字里行间透着“永远是朋友”的意思，于是急忙回复，写着写着，又痛哭起来。
又一次，郁达夫冒雨送王映霞回坤范女中。别时，两人依依不舍时，王映霞回过头，叮嘱一句：“你要早些睡呀！”郁达夫顿时感动地落泪，一路坐着电车哭回家。
一次，王映霞的几个同学从杭州来上海，王很高兴，到旅馆和同学做竟夕谈。郁达夫也冒着大雪赶到旅馆，晚饭后，他说要先回家照顾孩子，让王留在那里。结果他另去某处喝了许多酒，到晚上十二点多才回到家里，进门就打铺盖卷、整理箱子。用人问他干什么，他说：“少奶奶在旅馆里已经有了别人了，今天不会回来的。你好好管着两个孩子，我要走了！”说完便将行李搬上黄包车，自顾走了。大家都不知道郁去了什么地方，但他却每隔三两天将信从门缝里塞进来，等用人去开门，送信的人却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出走是到五马路的一家小旅馆去写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
郁达夫喜欢溜达，反背着双手，低着头，一声不响直往前冲，远远看去，像个老夫子。在上海时，他常和王映霞在霞飞路上散步。偶尔，两人也会去极司非尔路和愚园路上，坐一种被称作“第四阶级”的小车子。这是一种后面推车的独轮车，上车后，两人分坐两旁，她的右手搭在他的左手上，不时回头同推车人聊几句，也别有情趣。开始王映霞还觉得难为情，后来也喜欢了。遇到了坐小汽车的朋友，从车窗伸出手来打招呼时，两人也自得其乐，绅士淑女似的点一下头。
移居杭州后，郁达夫对杭州的生活极为不满，他说：“我是个喜欢寻求浓厚的刺激的人，我在杭州住了几天，觉得杭州这地方真太沉闷，太平凡极了。我虽然厌恶上海，但上海有浓厚的刺激可寻。”
郁达夫带王映霞到新加坡生活，王很是不安，因与王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