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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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到苏联出席会议，在满洲里有五六名北大学生被捕。罗章龙向蔡元培求助，蔡马上致电东三省的官员，这几名学生很快获释。

蔡元培住在南京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办公厅时，他住在房间的里间，进出时，需从某君住的外间经过。一日，蔡元培早起准备去洗漱，但外间的某君却酣眠未醒，他怕惊扰其好梦，便在自己的房间看书，直到某君起床后，才走出去漱洗。

1927年，姜绍谟曾随蔡元培到宁波，他回忆，蔡元培虽年届花甲，但身体健康，事必躬亲，从不假手他人。在厦门期间，每次搬迁，他都自己收拾好铺盖行礼，不用姜动手。他待人接物很是谦和，饮宴之时，不论谁敬酒，他都喝下，然后举杯回敬；敬他香烟，无论好坏，他也都接受。

1927年，刘开渠到大学院任书记员，他对当时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提及想去法国学雕塑，蔡微笑着说：“想到法国学雕塑是好事情，我们中国还没有派过专人去学，我记着这个事情。”一年后，刘接到了大学院的聘书，委任其为“著作员”，月薪八十元，刘终于实现到法国学习的梦想。为了解决刘到法国的路费，蔡特地预付刘半年工资，并帮他买到了打折的船票。刘极为感动。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教育，即使涉足政治，也倾向于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抱负。民国初年，他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他欣然接受。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五院，蔡元培原本想担任考试院长，当南京政府准备请他出任监察院院长之职时，他婉谢，说：“我是好好先生，怎么可以做监察事情？”

1928年，熊十力到杭州疗养，蔡元培到浙看望。此后，蔡元培以教育部的名义，让北大为熊安一职务，每月发薪200元。

1932年，蔡元培到武昌珞珈山小住几日，当时陈西滢卧病在床，蔡元培便拾级而上，走百余级石阶到山上看望陈，陈感动不已。之后不久，陈与蔡一起乘火车从南京北上，蔡对陈说，中央委员乘车是不用花钱的，所以这次一个钱也没有花，心里觉得颇为不安，请陈让他支付餐车的费用。陈见蔡说得诚恳委婉，便不再推辞。结果第二天陈才得知，蔡不仅支付了饭费，连茶房的小费都支付了。车到站后，蔡又让迎接之人将陈的行李也一并运走。陈深为蔡待人接物和蔼体贴的风度所折服。

瞿秋白之妻杨之华回忆，1935年，瞿秋白被捕，国民党中央高层开会讨论是否要处决瞿。蔡元培说：“像秋白这样有天才的人，在中国不可多得，主张不要杀他。”

蔡元培一生为人写推荐信无数，他的八行书推荐信极为有名，多则一日三四十封，少则也有十余封，有人认为有泛滥之嫌，甚至有人求他介绍门房或工役，他也欣然同意。曹建回忆：“（蔡）先生对于北大毕业同学确实能做到来者不拒有求必应的地步。……先生的介绍信有两个地方是不写的：真正无把握的不写，绝对有把握的也不写，最愿意写的是在‘有’‘无’之间。写信的方式也有二种：一种是亲笔的，一种是签名盖章的。亲笔的信在他的主观上是冀其必成的，签盖的信虽负介绍之责，但引用与否，在客观上还请受信的予以权衡。”

起初，各机关接到蔡元培的介绍信，都颇为重视，尽力纳之。蔡的介绍信日益增多，各机关不堪应付，旋与蔡协商，如为力荐之人，须另用一种特殊印章；而仅敷衍了事者，则仍用其普通印章，蔡从之。讵料未几，挟特殊印章之求荐者，又纷集于各机关。各机关苦于无法应付，再与蔡相商，嗣后函荐无效，必面告方可，此后求蔡介绍者，遂渐寥落。

许寿裳回忆，蔡元培的访客每日络绎不绝，他只要有闲暇，无论是早餐前还是深夜，总不厌其烦地接待。蔡任大学院院长时，甚至有素不相识的商店伙计拿着书本前来请教，蔡也详细地为他讲解，毫无倦容。

杨亮功回忆，他担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蔡元培写信介绍一人到安大教书。当时正是学期中间，杨复函蔡说：“等到暑假，再行设法。”之后，杨将此事抛诸脑后，不想蔡对此事还颇为上心，暑假期间，杨回上海，蔡便提醒杨此事。杨遂聘此人为国文教师。到校后，杨发现此人根本不能教书，只好将其调至图书馆工作。后来杨问此人方得知，此人与蔡素昧平生，一日在火车上偶遇了蔡，蔡对其作品很是赏识，他便请蔡将他介绍到安大教书。

蔡元培任中研院院长时，比他小四十岁、与他素昧平生的赵家璧曾多次上门请求蔡为其编辑的书题名，或写简短的前言，或写万余字的总序，蔡从不拒绝。

留学欧洲时，蔡元培听李石曾谈及食肉有害，后又读列夫·托尔斯泰作品中关于打猎的惨状描写，决定不再食肉。他写信给友人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然我之蔬食，实偏重戒杀一义。”也有说法称，蔡元培在德国参观罐头公司，见一群牛进入机器后，支解块分，最后推出，制成牛肉罐头，乃以残忍，自是不再食牛肉。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晚年，常见他替人写书签，作书序，任名誉董事，写介绍信，仿佛有求必应，“而这些书，事，或人，往往是不值得他这样做的”，蔡元培有求必应，正因他“不逆诈，不亿不信”。

余天民谈及，蔡元培避居香港时，廖平子一家也在香港。廖生性恬淡，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仅靠妻女织屦维持生计。廖经常手写诗稿，送给蔡元培，蔡虽亦困窘，但每次必赠其法币十元，每月皆如此。蔡元培去世后，平日的随从与家中女佣，均悲痛不已，同声称蔡仁慈，全无架子，只让他们称呼先生，而不许叫老爷，与别家不同；逢年过节，无论他自己生活如何困难，必尽量节省家中用度，设法加送他们一些钱。蔡出殡之日，附近居民都焚纸钱冥锭，齐声说送蔡先生归天成神。

【介直】

蔡元培用人，坚持唯才是举。他任教育总长时，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专使，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大总统。蔡北上的一个月间，教育部由次长景耀月代管，结果景安排了数十名同盟会员到教育部任职，并报总统府正式委任。蔡回南京后，断然要求总统府将已经发的委任状退还给教育部。据说，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责怪蔡“对于本党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后有人请胡介绍入教育部供职，胡抱怨道：“别部则可，教育部不能。”

任教育总长后，蔡元培曾两度亲自邀请共和党人、教育专家范源濓出任次长，他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范被蔡的诚意感动，欣然就任。

蔡元培入主北大前，北大的校务会议多用英语。蔡上任后，提议校务会议一律改用中文。此举引起了外国教授的反对，纷纷表示：“我们不懂中国话。”蔡反问：“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说的是中国话？”洋教授们哑口无言。从此，北大大小会议一律使用中文，不再讲英语。

北大有两名英国教授品行不端，带领学生逛八大胡同。蔡元培对此极为不满，聘约期满时，蔡坚决不再续聘。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找蔡求情，遭到拒绝后，怒而扬言道：“我看你蔡鹤卿还能做几天校长？！”但蔡依旧坚持原则。英国教授将北大告上法庭，蔡请王宠惠任代理人，最终北大胜诉。

“五四”前后，北洋军阀及旧派文人指责新士风为“洪水猛兽”。蔡元培在《新青年》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道：“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胡適在此文的“附记”中说，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罗家伦将此文称为“光芒万丈的短文”。20多年后，傅斯年仍感慨不已：“这话在当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实！”

巴黎和谈期间，北京各大学教员在清华开会，大家慷慨激昂，纷纷表示要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通电，蔡元培雍容静穆地起立，声音低微地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五四运动爆发后，蔡果然辞职。

1921年，蔡元培到美国考察教育，刚到纽约州五指湖区的伊萨卡镇，便有一位美国驻华公使准备设宴款待，让他帮忙介绍北京的权贵。蔡断然拒绝，刚下车就离开此地。

20年代初，因北洋政府久欠大学教育经费，北大为维持校务，施行新的经费开支措施，要求学生支付讲义费。此条规定引起学生的强烈抵制，引发了“讲义风潮”。某日下午，学生代表到总务处找规定收费的沈士远算账，并以罢课相威胁，要求取消讲义费。蔡元培说，此事由他个人负责，与沈无关。双方发生争执，蔡怒不可遏，喊道：“我要跟你们决斗！”“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

曹建回忆，1927年春，蔡元培对北伐及国民党内部的分歧深为担忧，他在杭州城内召开市民大会，以浙江政治分会委员身份进行演说。当时几名年轻的国民党左派指着蔡说：“这个投机分子来了！”蔡勃然大怒，厉声斥道：“我开始革命时你们全没有出世呢！”接着历数军阀专横，痛陈人民疾苦，全场民众无不动容。

曹建又谈到，蔡元培总认为“学生都是人才，亲戚都是庸才”（蔡夫人语）。他一生为无数人写推荐信，却不肯为自己的亲戚介绍一份好工作。30年代，蔡出任国府委员，按规定可以配一名秘书。其亲戚、北大俄文系毕业的马某正失业，便向蔡自荐，蔡断然拒绝。夫人知道后，对他说：“总计绍兴、苏州及江西的亲戚们经常来此谋事而又无法拒绝的充其量不过十几个人，在这十几个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