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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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教职员们将罢教期间所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均照办。

1922年4月9日，北京的国立八校教职员召开会议，又提议以罢课方式要求北洋政府拨付教育经费。胡適日记载：“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五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傅斯年回忆，“五四”前，蔡元培支持新文化运动，改革北大，引起北洋政府的不满。某日，蔡与其两位“谋客”（按：应指汤尔和、沈尹默）商量应对之策时，他们劝蔡解聘陈独秀，并制约一下胡適，以保存北大，保存北方读书人。蔡听罢一言不发，最后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蔡元培少年得志，但对其乡前辈名士李慈铭（越缦）非常尊敬。蔡曾在李家教过李慈铭的儿子李孝赉，可是蔡不以师宾自居，对李慈铭以师礼相待，执弟子之礼。李慈铭去世后，蔡于1919年用全浙公会的名义发起募集刊印费用，为其刊印《越缦堂日记》。

李孝赉去世后，李家家境每况愈下，无奈只得将越缦堂藏书130余箱、两万余册，抵押给他人，得款数千元，每月支付重息。蔡元培知道此事后，与北京图书馆联系，买下全部越缦堂藏书。后北图中人辑录李慈铭在藏书中批校的文字，编成《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等书。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但后来投靠清廷，叛变革命，攻击革命党，并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后又襄助袁世凯称帝。民国建立后，刘被关押在四川狱中，蔡元培极力为刘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刘疾病缠身，生活困顿，蔡聘其至北大任教。

汪精卫对蔡元培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谦逊道：“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段锡朋回忆，蔡元培听他人演讲时，端正安详，眼不动，口不动，头身手足，亦都不动，极为专注。

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赵凤昌等老先生发表通电，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即抗日。程沧波问蔡元培：“人家说南京临时政府是在赵凤昌家里成立的，此人究竟如何？”蔡说：“我们党对不起他。”程不解，蔡说：“害得后来袁世凯要为难他呀。”程由此觉得蔡为人非常注重恕道。

1932年，陈独秀被捕，关押在南京监狱。蔡元培与宋庆龄等人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立即释放陈。之后，蔡还安排刘海粟到狱中探望陈，让刘转告陈，在狱中从事一些学术研究，不要虚度岁月，他们会设法进行营救。陈独秀听罢很是激动。蔡元培还为陈在狱中出版的《独秀文存》第9版作序。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大寿，各界名流在上海国际饭店为其大摆寿宴。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蔡元培自奉甚俭。民国成立后，有人得知其就任教育总长，上门恭贺。蔡身穿短袄，出门迎接，贺客见他满手肥皂沫，一边招呼，一边抹手，贺客倒不自在起来，蔡氏会意，微笑说：“没关系，没关系，今天因为无事，随便洗洗衣服，请里面坐罢！”

北伐胜利后，蔡元培任国府委员，但家中陈设极为简陋，客堂沿墙摆放了四张靠背椅子，当中放一张方桌，四个方凳，再无其他。在上海，他也只是住在普通的里弄，1931年才搬入一栋破旧的洋楼。

蔡元培于吃穿素不挑剔，蔡夫人说蔡元培好侍候，“稀饭也吃，干饭也吃，焦饭也吃”。他常穿西服，但西服的料子却是极为廉价的料子。

段锡朋忆及，一次他碰上给校长蔡元培送饭的伙计，于是好奇地打开菜篮一看，里面一盘木须炒肉、一盘醋溜白菜和几个馒头，简单若此。

1922年，蔡元培出国考察教育，他到纽约前，纽约的北大同学会组织一个专门接待蔡的接待委员会，陪同蔡考察。冯友兰回忆，他们到码头上迎接蔡，他仍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没有带秘书，也没有带随从人员，不惊动中国驻美的外交人员，如同一个老留学生一样独来独往，住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个小旅馆内，和留学生在一起。

1935年，蒋梦麟、胡適、王星拱、丁西林、赵畸、罗家伦准备给蔡元培买一所房子，作为蔡70大寿的贺礼，让他用于藏书和居住。然后，随着抗战爆发，淞沪沦陷，此事最终未成。

蔡元培一生身居高位，却一贫如洗，他去世后，有自香港回重庆的人对王世杰说：“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医药费1000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厚德】

清季士大夫出行必以轿，蔡元培竭力反对，谓：“以人舁人，非人道；且以两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经济。”某次，某名流设宴于邸，以轿接蔡，蔡坚不肯乘，使空轿还，而己则徒步往。及至，已肴残酒阑，主人责轿役，蔡元培立为解释。蔡元培亦不坐人力车，谓：“目睹人力车夫伛偻喘汗之状，实太不忍。”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邹容被捕，蔡元培逃到青岛避难，得以幸免。蔡从青岛返沪后，每月必到狱中轮流探望章、邹二人（当时监狱规定每次只能探望一人）。邹容病逝后，蔡与其他革命党人将其葬于华泾。邹容墓前纪念塔修建落成时，蔡做了一次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据说陈其美就是因为听了此次演讲，回家变卖家产，投身革命的。

任教育总长后，蔡元培在报纸上读到胡玉缙的文章，对其颇为欣赏，便让教育部承政厅写信邀请胡到教育部任职。当时民国刚成立，写信之人沿袭清朝官场用语，开头便写“奉总长谕”。胡收到信后大加不满，写信向蔡抗议，认为“谕”是承袭了清朝的陋习。蔡接到信后，马上复函向胡道歉。胡见蔡的复函言辞恳切，这才同意到教育部任职。

蔡元培到北大之前，北大的教员学生都是大人老爷，校工们见了他们都要恭敬地行礼。蔡第一次到北大时，校工们排队向校长恭敬行礼，蔡见后急忙脱下礼帽，恭恭敬敬地鞠躬还礼。校工和学生大为惊讶。此后，蔡每日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行礼，他也脱帽鞠躬。

北大规定，新生入校，必须有一名京官为其担保。1919年，一位马姓湖南学生考入北大，但他在京无亲友，更谈不上认识京官了。他便写信向蔡元培抗议，要求北大取消这一规定。蔡马上回信说，国外大学确无此制度，但北大是教授治校，取消这一规定必须教授会决议通讨。在取消这一规定前，他愿为马担保。于是马顺利入北大求学。

有人嘲笑蔡元培的字如同鸡爪，蔡笑道：“余学黄山谷书，惜未得其长，而短处辄不能自掩耳！”

1915年夏，许德珩只身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英文门。许是年已25岁，家中无力供他上学，经济困窘。两年后，蔡元培出长北大。此时，许生活实在没有着落，只好去找校长。他向蔡陈述了自己的困境，蔡问道：“会外文不？”答曰：“会一点英文。”蔡从书架上拿出一本英文的《多桑蒙古史》，随手挑到一节叫他翻译。他当即下就写，翻译的中文贴切通顺，加上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蔡看了比较满意，当即介绍许到国史编纂处做课余翻译，月薪10块银元。从此，许德珩不但可以吃饱穿暖，而且每月还能寄点钱给乡下的寡母。多年后，许德珩还时常对子女孙辈说：“正是我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师蔡先生援人以手，给了我课余翻译的机会，对我真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冯友兰回忆，其弟冯景兰在北大上预科时，想报考河南省公费留学生，需要北大出具的肄业证明。由于时间紧张，冯友兰写好证明信，直接到校长办公室找蔡元培，冯走上前去，蔡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冯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冯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蔡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接下来，冯的证明信很快就办好了。

冯友兰又回忆蔡元培：“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当时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1921年，26岁的刘海粟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画法研究会授课。之后，蔡元培为刘办了一次隆重的画展，并亲自撰写了《介绍画家刘海粟》，刊登在《新社会报》上。蔡又将刘的画作荐售给德国大夫克里依博士，解决了刘的生活来源。

1922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到苏联出席会议，在满洲里有五六名北大学生被捕。罗章龙向蔡元培求助，蔡马上致电东三省的官员，这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