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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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应的汉字,上学后按谐音写成“莱痕思媚”。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1925年,赵元任夫妇由法国马赛回国,途经香港,看见一家鞋店的白皮鞋很好,于是赵元任用国语对店员说要买两双鞋。因为赵元任有一个习惯,遇到合意的鞋总是买两双。当时,香港通用的语言是英语与广东话,通晓国语者不多。这位店员的国语很差,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于是,赵元任伸出两个手指,然后指指白皮鞋,意思是要两双。店员看了便生气地说:“一双鞋不就是两只吗?还要说什么?”最后赵元任只好买一双皮鞋。他们买完东西出门时,店员用浓重的广东话说:“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录音磁带听听,你的国语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道:“谁的国语录音带最好?”店员说:“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这时杨步伟在旁边说:“他就是赵元任啊!”店员忿忿地说:“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能跟赵元任比?”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陈就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长大了,想学“国语”,就通过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进行学习,后来迷上了音乐,便迷上了赵元任的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
1928年,在赵元任、钱玄同等人的努力下,南京政府大学院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赵元任高兴地在这天的日记中写下:“G。R。yinyiijeouyueh 26ry hgongbunle.Hooray!”(国语罗马字已于6月26日公布了,好哇!)
赵元任写信给林语堂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害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看了非常喜欢。
赵元任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研究语言,总结该地语言的特点。有一次他在瑞典一个火车站卖票到Malm*,就用平常英德等无声调语言的语调用半降调说那个地名。赵元任说了半天,那个卖票的人才恍然大悟。赵元任发现卖票的人读Malm*仿佛像过国语的去声加阳平,于是,他发现瑞典语有声调。
赵元任曾和家人一起开车环游欧洲。他总结沿途的国家跟外国人说话的惯例。一路上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跟他们说法语;荷兰人因为知道很少有人会说荷兰语,所以跟外国人多半说英文;到了德国说德语;在丹麦人和瑞典人则尽量跟外国人说英文。他说:我们开车从法、荷、比、德近海一带听他们说话所得的印象,并不是过一国换一种语言,我们的感觉非常像坐着长江轮船从上海到四川一路的口音渐渐地变,而不是一国一国地变。
有一次,赵元任在瑞士的德语区,因为他第二天要开车到Matterhorn高山上去,所以准备将车送到车行进行一下保养,上上润滑油、检查一下机器。这天晚上他拿了一本词典查了这些机件的德文名称。第二天到了车行,车行的人看赵元任是外国人,反而说起法语了。赵元任说,那不成,我昨天晚上用的是德文的功,今儿非得用德文才会讲汽车的事情呐。
赵元任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结束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说巴黎土语,行李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来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赵元任的听力很好,辨音能力强。他能够把一个字的发音分几部分分析开,从后面的部分念起,将一个字由后向前倒着念。有时他用录音机录下一段这种古怪的发音,然后用能够倒着放的录音机放,听起来就和按正常发音顺序念一段文章差不多。他高兴时喜欢给朋友们表演这种技艺。
1949年以后,胡适仍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泽东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他便去问赵元任,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否。
梁漱溟在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中,曾谈到对赵元任的评价:
梁:当时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导师之一,他的知识很丰富,听说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们一样讲普通的北京话,但是他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广东,他住这么一天,两天,他就能讲那个地方的话。
艾:是这样,我也听说了。
梁:因为他懂得那个地方人讲话,从音韵上,从利用口齿上,他住上一、两天就晓得怎么样,就讲当地的话,人家告诉我是这样。
艾:是。当时在伯克莱的时候也请教过,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是关于罗素,因为他是陪着罗素做翻译的。
梁:有一段,本来翻译是另外一人,后来不行,后来罗素讲的东西那个人翻译不了,还是请赵先生去翻译。
艾:是啊,我也听说别的关于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个什么话倒讲,后面的几个音先讲,一大段话就是这个样子,录好以后就把录音带倒放,还是正常的话,他正是有语言的天才。
20世纪20年代初,白话文运动已成气候,赵元任开始进行汉字拼音化推广。他编辑灌制了《国语留声机片课本》,胡适为该书作序,称以留声机片教国语没有第二人比元任更适宜,该书最大长处在辨音的正确,如辨声调辨方言等,且书中用语活泼诙谐,可以破除教科书历来的沉闷。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辗转镇江、丹阳、无锡、宜兴、溧阳等地,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回到北京后,他将搜集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此书出版时,语音符号准备采用国际音标,但当时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本书成为研究吴语和方言的珍贵文献资料,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赵元任根据发音系统和主要现代方言,从《康熙字典》的两万多字中挑选出两千字,作为“通字”,他认为日常的行文用这两千字就够了。他的这本《通字方案》一直不肯轻易脱稿,反复斟酌,考虑再三,一次一次地修改,还征求国内语言学家的意见。1979年赵新那到美国探望父母,年近88岁高龄的赵元任,每天坐在书桌前研究《通字方案》。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1981年,回到北京的赵元任曾感慨道:“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30年代时一样。在座者无不惊讶,非常钦佩。
【音乐】
赵元任的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在家时常妇唱夫随。赵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他曾选修音乐,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他专攻过和声学、作曲法,他教过音乐、音乐欣赏、中国音乐等课。他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徐志摩《海韵》,刘大白《卖布谣》,胡适《他》,陶行知《小先生歌》,施谊《西洋境歌》等。
赵元任少时,曾将牵牛花可以摘下当作号角吹,甚至曾试图以之吹奏乐曲。
赵元任节拍感绝佳,儿时曾看祖父升堂审案,打犯人板子,便弄通了衙役们计数的特别办法:有的数一拍,有的数半拍,有的数省略……他便留心听衙役们到底有没有作弊跳着数的事情。听了很多次,他发现衙役们没有一回数错,也没有一回数漏。他告诉大人此事,大人总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花220美元分期付款(分6年)买了一架旧钢琴,而当时他的留学官费每月才60美元。为了买到廉价的音乐票,他和爱好音乐的同学半夜起床去排队买票。一次,赵元任凌晨两点起床去替换早已在售票处排队的邹秉文,而到六点半,别的同学再来替换他。
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初所创作的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元任曾深情地献上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1920年,赵元任作歌曲《尽力中华》,采用了和尚放焰口(一种佛教法事)时唱的调子,稍加改编,并配以和声。
赵元任常随手取身边的小东西作乐器。一次在清华的同乐会上,赵元任取十多只茶杯,然后敲打倾听音调,七音调正后,他用茶杯奏出一首乐曲,四座皆惊。还有一次游西湖,在一家木鱼店内,赵元任在每个木鱼上敲一记,很快选出十几个小木鱼,以半音相间凑成一套乐器。他用这套“木鱼琴”,可以奏出各种乐曲。
一次,赵家宴客,饭后,赵元任不让把盘子、筷子和碗收走,他拿起一根筷子,一个一个的敲,从餐具中挑出do、re、mi、fa、so……的音来,但找来找去,就是差一个音怎么也找不到。赵元任抬头看见了玻璃灯罩,灵机一动,取下来敲了一下,说也巧,正好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