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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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皓首为期。贮以铁函，藏诸石匮，亦经甘樵苏之弃，未敢希国门之悬耳。”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曾撰《读书法》，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
马一浮认为，读书之道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玻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马一浮说：“佛家视生死为一大事，儒家则以为生死同一昼夜，同一寒暑，同一呼吸，却是平常事。”
【立场】
马一浮对新式的学校教育颇有成见，他说：“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部总长后，颁布命令，大中小学一概不再读经。当时马一浮被委任为教育部秘书长，他到南京后，得知蔡废除六经之事，非常不满，要求蔡收回成命。但蔡坚持己见，于是与其意见相左的马，在就职后不到三周，便辞了职。马对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
事后，马一浮回忆道：“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做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剩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
马一浮反对现代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学校将学术分科细化。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学术分科很多，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褊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不能融会贯通。他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分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而马一浮认为，这个根本的东西，就是“六艺”。
20世纪40年代，白话文在中国普及已久，时人不再学四书五经。马一浮备感惆怅，叹息道：“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教诲】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浙大开国学讲座，校长竺可桢常去听讲。据《竺可桢日记》中曾记载：“《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可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
马一浮反对骄矜。其大弟子袁心粲未拜师前，曾带着自己所撰的《阳明学说浅释》前去求教。马翻阅后微微一哂，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王阳明！”袁并不心服，当即与马辩论起来。马一浮博引旁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加以论述，使袁心悦诚服，当即拜在马门下。从此，袁一生致力于教育，不图仕官，行履笃实。
1941年秋，谢无量到复性书院探望马一浮时，马请谢向诸生开示。书院学生张德钧骄矜自负，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谢微笑不答。马一浮喝道：“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
袁心粲一直希望女儿袁卓尔亦从程朱理学。1946年，袁心粲让女儿辞去嵊县中学教职，到复性书院读书一年，读程朱理学，并领受马一浮的教导和指点。但马一浮见她喜好文学，并有文学基础，只是指导她研读文学著作。马一浮对袁心粲说：“卓尔不是喜好文学吗？我看这样，这一年就用来熟读《庄子》、《楚辞》、《昭明文选》，其他浏览什么自定。”袁卓尔听罢十分高兴，深感马先生的因材施教。
1939年，复性书院成立后，马一浮让学生乌以风兼掌学校日常事务。乌认为自己是前来学习的，对这种管钱米的工作并不乐意接受。马一浮对他说：“理事本来不二。事上有差错，正是由于理有未明。未有理明而不能治事者。世人不求明理，专在事上计较，把理事打成两橛，此是俗学，与书院教人宗旨不类。”又道：“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洞。理须在事上见，不可离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高明离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开，同是错误。”一番开导后，乌高兴地接受了工作。
后来，乌以风因家中有事，请假回乡，马一浮又派另一名学生王培德兼管。不久，王培德便提出辞去兼职事务工作。马一浮对他讲了金牛长老做饭头的故事，又引庞居语云：“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并说：“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是邪；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是正。”意即，雅人做俗事，俗事亦是雅；俗人做雅事，雅事亦是俗。经过马一浮的开导，王培德便高兴地接着将工作做下去了。
【书院】
马一浮一直倡导古典书院式的教育形式，反对现代教育方式。他认为，只有像宋明时代的古典式的书院，在优美宁静的山水间，有从容和闲暇的环境，才能宣讲儒家学术。
1912年，马一浮和时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谈到了创办古典式书院的念头，他说：“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书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本，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蔡认为马的建议为时尚早，没有采纳。
马一浮曾自费到南洋群岛（今新加坡）考察，他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颇为赞赏。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书院的想法。后弟子们将马的这一愿望，辗转传达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当局表示认可，决定在四川乐山开办复性书院，实现了马一浮创办书院的愿望。复性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的乌尤山上，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风景绝佳。山上的“尔雅台”，相传是晋人郭璞注解《尔雅》的地方。
在赴川之前，马一浮提出，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讲学。他提出三个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一一赞同。
在办学经费上，马一浮当初的设想是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捐赠，为书院修建房舍、购置田产，使书院能经济独立，自给自足，但国民党政府只同意拨给一笔开办费3万元，以后按月给付经费3000元。马认为，如此一来，书院“与普通私立学校请官款补助无异”，会受制于政府。但蒋介石、陈立夫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于是1939年1月底，马一浮欣然赴川应聘书院主讲。
复性书院以“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主旨；书院课程分通治、别治二门；学成后，书院不授予学生任何资格；书院设主讲、讲友、都讲，有肄业生近30人，加上参学人不足40人。
马一浮拟定的《复性书院简章》规定，书院宗旨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书院设主讲一人，请的教师应是国内知名学者。书院学生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争。
马一浮认为，讲学是弘扬大法，启迪后学，不敢不敬。故书院极为重视礼仪。正式讲学前，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讲典礼，马一浮斋庄盛服，立讲舍（乌尤寺之旷怡亭）前正中位，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梵香读祝复三礼，谒圣礼毕。次行相见礼。礼毕，主讲马一浮开示。以后，马一浮每次开讲前，都先写好讲稿，命人誊清，将旷怡亭清扫干净，将鲜花一束置瓶放在讲桌上。开讲时，学人齐集后，由都讲乌以风捧讲稿随待在后，俟马一浮升座定位，再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
马镜泉记载：“书院讲授，欲阐四学。马浮拟请谢无量讲‘玄学’，熊十力讲‘义学’，肇安法师讲授‘禅学’，自己讲授‘理学’。后因大师不得其人，马浮乃先讲六经大义，独自承当，亦不得已。熊十力由于对书院规制起了意见上的冲突，开讲后不久就离开了书院，他的弟子牟宗三因此也没来书院任职。此后，书院虽曾邀请过赵熙、谢无量、欧阳渐、钱穆等人来书院短期讲学，但主要是马浮一人对学生讲学。”
1941年5月25日，书院停止讲学，从此专事刻书。刻书的主旨，是要使儒学有传，智种不断。马一浮多次对弟子们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
据马镜泉记载：“他（马一浮）所以罢讲，是因为国民党教育部要书院填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材料备核，马浮十分愤慨，即致书教育部，责以违背当时以宾礼相待之诺言，决意辞去讲席，停止讲学，遣散书院诸生。到了1942年底，学生多已离去，但有杨焕生等五人，恳请继续留院学习，获准留院一年。”
马一浮对书院取得成就，满心欢喜，他说：“书院成才，不同于今之学校。期望从学之士人人能为王者师，方尽得儒者本分。孔子门下，从学三千不为多，其中只有颜回、曾参不为少。希腊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