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邸贰�
马寅初的女婿徐汤莘写信告诉潘序伦，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最初由北大印1万册，顷刻售罄。之后人民出版社续印10万册，亦几天就销售一空。潘委托徐代购5册，但徐只寄来4册，并复信说，四处搜索，只得这四册，想来书店加印的10万册，也已售罄。
【农书】
早在民国年间，马寅初就致力于农村建设。马曾与好友朱孔阳商讨筹建“农村公社”类型的“新村”，以实现二人共同的“大同社会”理想。按他们设想，在“新村”里，农民自耕自给，无地主，无老板，自己推举管理人员，专司组织生产及内外交换商品之职，但又不脱离生产。二人经过一番努力，筹集到一批款项，在玉皇山下购得山地百余亩。筹备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却因战争日迫及资金难以为继，不得不放弃此计划。
当时农村民众任意建坟，“死人占了活人田”，有碍农业，又乏人管理，常有饿狗扒食尸首，既碍卫生，传染疾病，又不人道。马寅初、朱孔阳商议后，经多方努力，以集股的方式，募得资金，在杭州郊区留下镇附近购得不能耕种的“僵土地”（又称“漏水地”）二百余亩，于1932年，正式开办了“杭州泉唐公墓”，由马寅初先生任董事长，马一浮、项兰生等为赞助人，朱孔阳任总经理。公墓专门辟了一地块做“义地”，埋葬乱坟堆被抛撒的尸骨以及死后无力安葬的穷人。“泉唐公墓”的建立，对杭州地区改革丧葬旧俗、保护耕地及保护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杭州市民所认同，得到舆论的支持和赞扬。
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后，年已八十的马寅初决心要写出一部分量不亚于历史上的《齐民要术》和《农政全书》的农业大书。他在日记中写道：“大江东流去，永远不回头！往事如烟云，奋力写新书。”1962年，他借着到浙江农村视察的机会，对农业问题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
马寅初用墨笔将文章写在宣纸上，每写完一章，马寅初便把宣纸铺在地板上，等晾干后，将宣纸按顺序黏接起来，卷成一个纸卷，注明内容，放入一个藤箱里。藤箱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以便防潮防蛀。写累了，他便会沿着院中的水泥小径散步。
1965年，耗费三年光阴的《农书》初稿完成，全文共100多万字（一说150多万字）。完成后，马寅初又认真地从头到尾做了一次修改，修改一般用蓝笔，特别重要的用红笔。到1965年年底，他完成了第一次修改。
有一次，马寅初以前的秘书陈玉龙前去看望马，进屋时，马正在写《农书》，地上铺满了稿纸。马寅初见他进来，有些愤怒地说：“他们不给我发表，我自己看！”
1966年春节后的一天，马寅初召集全家人说：“请你们抽时间帮我把《农书》原稿照抄一遍。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它是我十几年的心血啊！”
“文革”爆发后，虽受到周恩来的特殊保护，马寅初免于抄家之祸。但马家并不能置身于“文革”之外。马寅初的孙子马思泽回忆，“文革”开始后，马寅初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8月，从浙江寄来厚厚的一封信，全是浙江各大学的批马传单，随后，同住总部胡同的张治中家被红卫兵冲击，李烛尘家中被查抄。在这样的气氛中，一日，马本初在客厅环视一周后，轻轻地对马寅初说：“爹，咱们家也收拾一下吧。”家中无人反对，大家便开始动手除下客厅墙上的条幅、字画（其中包括何香凝送给马寅初的一幅“下山虎”国画），拿出书房的马寅初与友人的来往信函、中外书籍、各种文献资料、手稿，包括两藤箱的农书手稿，投入炉火中。马寅初则静静地躺在竹躺椅上，看着他们收拾。
当时12岁的马思泽承担了焚烧工作，他自作主张保留了两件东西，一件是马寅初六十大寿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送的寿联，他并不明白寿联的内容，更不清楚它的来历，只是因为知道署名的三个人都是没有被打倒的国家重要领导人，所以留下了，而同时被留下的还有同为马寅初六十寿辰时新华社所送的对联。
马寅初撰写《农书》时，往往写完后便将书稿卷好收起，没有向人谈及书稿之事，以至于无人知道《农书》的详细内容，给世人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公案】
鲁迅与马寅初是绍兴同乡，但二人交恶。不知何缘由，鲁迅对于比自己年轻一岁的绍兴同乡马寅初少有好感。1926年秋，马寅初应邀到厦门大学演讲，厦大全校“列队欢迎，大摆宴席”。因马是“北大人”，校长林文庆特地函邀“北大同人”鲁迅及沈兼士作陪。鲁迅收函后，拒绝前往，在公函上写了个“知”字，并说：“道不同不相与谋。”
《关于鲁迅的辩护词》的作者房向东分析，林文庆之所以对马寅初如此殷勤，主要是学校资金短缺，希望能从兼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总司券的马寅初这位财神爷身上捞到一点油水。而鲁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拒绝与马接触。加上马寅初是当时中国财经界的名流，是个“红人”，而鲁迅向来不喜欢趋炎附势，因此对他不仅冷漠，而且热讽。
1928年1月28日，鲁迅以“楮冠”的笔名在《语丝》发表《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一文中讽刺马寅初道：“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全世界敬服。”
另据宋运郊在《回忆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一文中回忆，1956年秋天，北大文科同学为了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建议邀请许广平到北大介绍鲁迅事迹。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虽然同意了这件事情，却“碍于情感方面的因素”没有出面接待许广平。
【情谊】
1939年5月，马寅初在重庆首次与周恩来、王若飞见面，周对马十分尊敬，表达了对马主张抗战时期征收临时财产税的支持。这次会面改变了马寅初对共产党的看法，他后来多次说：“以前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1939年以后逐渐靠拢中国共产党，走向革命了。”
马寅初被蒋介石幽禁后，周恩来一直积极营救。马被释放后，住在重庆歌乐山，蒋介石不许他教书、发表文章，断了他的经济来源。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新华日报》说：“马寅初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有骨气，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持。”此后，马寅初被《中央日报》退回来的稿子都由《新华日报》发表出来，并给予马最高标准的稿酬，马寅初深为感动。
1949年3月，在西郊机场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竟不顾会场秩序，跑到周恩来乘坐的吉普车旁，大声对周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平。”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无论在什么场合，马寅初只要一提起周恩来，总是情不自禁地说：“周总理是我的恩人，是我的好朋友。”赵其渊回忆，马有次评价周说：“总理之才、之美，人们共仰。”
人口论争过程中，周恩来恳切地劝说马寅初写一份检讨，马寅初拒绝了。但拒绝后，马觉得对周有所歉疚，于是他为《新建设》杂志撰文时，特意加上《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1960年年初，马寅初因《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后，周恩来出面，将马寅初安排到北京市政协东城区小组。
马本寅回忆，“文革”开始后的某天，辖区的一位派出所所长突然来到他家里，关照说：“根据周总理指示，你们的住宅是不允许任何人闯入、抄家的，如果有人进来可以及时通知我们。”原来，周恩来将马寅初列入民主人士的保护名单。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马寅初平安度过了这场浩劫。
1972年，已是90岁高龄的马寅初开始便血，经诊断是直肠癌，家属要求手术，但医院认为马年纪太大，坚持化疗。马夫人为此请示国务院，周恩来说，应该尊重家属的意见，并且让医院以后向他本人汇报诊治情况。之后，卫生部专门为马寅初组织了一个专家会诊小组。经过两次手术，马寅初奇迹般转危为安。严仁赓去医院探望时，马闭目不语，只是喃喃不休地说：“总理救了我的命。”病愈后，马寅初常说：“周恩来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两次救了我，一次是1942年，一次是1972年。”
周恩来逝世后，马寅初连续数日沉默不语。他不顾家人劝阻，坚持去北京医院参加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他一早起来，怕下午去吊唁时大小便失禁，所以水米未进，由孙儿陪同，前来向总理的遗体告别。进得吊唁大厅后，马寅初老泪纵横，默默地向周恩来遗体鞠躬行礼。随后，他坐着轮椅，随着吊唁的人群绕遗体一圈后，仍然不肯离去，孙儿们只能推着他再绕一圈。走出吊唁大厅后，他坚持要求孙儿们扶着他回来，向周总理的遗体再次鞠了三个躬。
【仁厚】
儿时，马寅初非常爱吃家乡的油条。他留学归国时，炸油条的朱师傅仍在卖油条，但因为资金有限，一次只能付3斤菜油、10斤面粉的钱，马很是同情朱，便为其向店家预付了一年的油钱和面粉钱，并嘱咐店家说，每次朱师傅来时，只能取3斤菜油、10斤面粉，也不准换现钱。因为他知道朱爱喝酒，怕朱拿去换酒喝。
抗战前，马寅初在杭州九溪结识了一个小菜馆的老汉，每次下山必到小菜馆饮龙井茶，与老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