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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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学生温梓川回忆傅斯年：“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白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里，满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何兹全说：“老一代的学者，学问根基都很扎实，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诵。傅先生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常常整篇整篇地背诵，背了半天，不在这篇又背另篇。我们都佩服他记忆力惊人。”
傅斯年自幼生活清苦，全家靠父亲的学生们接济生活，故对世事人情比较了解。何兹全找人安装“史语所”的书架，安装老板估计一番工作量，拉何到无人之处，问道：“开虚价，开实价？”何不解：“什么叫虚价，实价？”老板瞪大眼睛惊讶地问道：“你不是干这行的？”又说：“开实价就是该20万元就开20万元。开虚价就是该20万元开24万元，4万元归你。”何实在回答：“你开实价吧。”过后，何对傅斯年说及此事，傅说：“你不懂。”何反问说：“先生你懂？”傅用孔子之语回答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张政烺曾告诉何兹全，抗战时期，他陪同傅斯年入川，途径宜昌时，他打扫卫生，在傅的枕头底下发现一本书，竟是《资本论》。
抗战期间，“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人类学组的工作人员将收藏的不同时期的人头骨和各种骨骼与图书一起陈列在木架上，当地农民见后极为惊恐。一到夜间，便有农民到附近山上高喊：“研究院杀人啦！研究院杀人啦！”一时人心惶惶。傅斯年对此十分无奈。
在李庄时，为了防止有人偷书，傅斯年将“善本书库”的牌子换成“别存书库”。当地治安不好，傅斯年便在会上建议每个人床头放一面小铜锣，一旦发现情况，便敲锣示警。这时有位傅斯年的得意弟子用地道山东口音大声说道：“俺不干！”傅问为什么？他答道：“俺们看平剧，平剧里面常常表演一个更夫正在敲锣巡夜，后面来了一个‘英雄’不声不响地请他吃板刀面的故事，所以俺不干。”傅接着问道：“那么，事情如果发生，你怎样办？”答：“那我只好‘献地图’！”众人哄笑。
傅斯年曾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郑天挺任副所长。有客来访，传达人员总是问：“你找傅所长，还是郑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所长是副所长。”客人听得一头雾水，弄清后便哈哈大笑。任继愈也忆及，当时罗常培的研究生周法高曾为此戏编一副对联：“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对仗虽不大工整，但在同学中流传甚广。罗常培听说后，将周法高叫来，要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不要逞歪才。
董作宾调侃中研院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道：“朱家骅先生是代理院长，傅斯年先生是代理总干事，李方桂先生是代理所长，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三代以下的人民啊！”
李庄的李婆婆在接受岱峻采访时说起傅斯年的一件趣事：“他懂得雀鸟说话。有一回，他说学乐殿有两块田的早谷子黄了，是他听麻雀说的。第二天，我们去学乐殿，果然看见有两块谷田，麻雀多得很。”
“史语所”有一部珍贵的北宋刊行、南宋增补的《史记》，由那廉君保管。傅斯年喜欢这部书，常常借阅，傅阅读时，那廉君便守在旁边，生怕傅的烟斗碰到书上。一次，傅又阅读此书，正值酷暑，傅便开着吊扇降温。风吹的书页哗哗作响，书页间夹着的用于防潮的烟叶也被吹了起来，那廉君见状，慌忙关上电扇。傅斯年体胖，热得汗流浃背，但也无可奈何，有时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我也受到了限制！”
傅斯年常自己到书库看书，书库禁止吸烟，傅有时忘了，进去时还吸着雪茄，但只要那廉君向他的雪茄一指，他便做出一个天真的姿势，连说：“糟糕，糟糕！”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代表当局处理学潮，要求学生尽快复课，否则，国民政府将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指傅曾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傅斯年抵达台湾时，台湾有轻微地震，傅笑道：“我真不愧是一个要人，一到台湾，便有地下礼炮向我致敬。”
俞大綵回忆，傅斯年不讲究穿着，裤子被烟头烧出了破洞，补上再穿；上衣胸前染上墨水污渍，染成深色再穿。彭孟缉常开玩笑说要检举台大校长服装不整，因为他一次接傅斯年赴一个正式宴会，发现傅穿的鞋子一只黄色，另一只为黑色。
傅斯年最大的爱好便是看书，买书。那廉君回忆，傅每到一地，不多日便与当地的书店老板成了朋友，每次买到好书，总要对众人炫耀一番。到台湾后，一家书店开张，请他题字，他便写道：“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
1950年，在台湾举行的北大五十二周年纪念会上，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蒋梦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后笑言：“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身形】
傅斯年体胖。那廉君回忆：“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车，大概是从拓东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如遇到下坡路，总是把‘车把’用胳膊一抱，两脚悬空，直冲而下。这一次由于傅先生又胖又重，走经逼死坡（南明时代的一个遗迹），那是极大的斜坡，车子急速滑下，滑得过猛，于是车子翻覆了，车上人掉下来，车子也摔坏了。可笑的是车夫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体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
傅斯年、李济还和裘善元三人同去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后，主人为他们三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等在门前。第一个走出门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个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前一个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出来时，剩下的两个工人看见傅比刚才两人胖得多，吓得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主人甚是尴尬。
罗家伦常笑问傅斯年：“你这个大胖子怎样和人打架？”傅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由于体胖，傅斯年睡觉爱打鼾。一次，他与李济从宜宾乘船到重庆，与船员同住一室。第二天，两人相互抱怨，都说对方鼾声太响，吵了自己睡觉。同住的船员告诉他们：“两位先生的鼾声都不小，吵得我们一夜未能睡好。”
抗战时期，陶孟和曾嘲讽傅斯年：“傅孟真若是唱平剧，扮曹阿瞒，不必穿厚底靴子，也不需要穿棉坎肩，更不必在脸上搽白粉。”
1947年，傅斯年患高血压，到美国进行治疗。俞大綵回忆：“他病愈出院时，体重减轻三十余磅，仅有的几套衣服，都太大了，裤腰大出四寸。我记得他出院回家的那一天，跨进屋门，用只手紧缩着裤腰说：‘我现在简直可称为楚腰纤细，再也不是傅大胖了。’他一向不讲究衣着，出院后，不曾制新衣，一直到回国，长台大，到他去世，仍穿那几套旧衣服。”
学生温梓川说，傅斯年食量极豪，一次竟能尽馒头二十枚，这与他的患高血压病不无关系。
俞大綵回忆：“孟真因病忌食，只能吃米饭、无盐的蔬菜、水果及少许甜食。我曾试以色彩悦目的盘碗，在餐桌上瓶中插几枝鲜花，引起他的食欲。但面对如此淡而无味的饮食，谁能有食欲呢？他每日处理校务，劳累不堪，回家饿极进餐，看他以菠萝汁拌饭，聊以充饥而难于下咽的神情，我好难过。”
傅斯年患高血压，夫人总不让他吃肉。但傅好吃，经常忍不住背着夫人开荤，在上下班途中，他常到小吃店吃碗北方面食，并不忘嘱咐秘书那廉君道：“我是解馋，回家千万不可告诉我的太太。”
夫人怕傅斯年贪吃，只给些小钱，仅够买几颗糖几片面包。所以他在台大时，学生常发现他饭后会再进餐厅，或上福利社买面包，边走边吃。
某次，那廉君和另一位秘书李绪吃饭时，傅斯年走过来，抓起那廉君的面包和李秘书饭盒的卤肉，边吃边笑说：“面包夹肉，正是很好的三明治。”那廉君禁不住感叹：“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一代伟大的学者，每天为公事这么操劳，却连一顿可口的饭菜也不能享用！”
一次，傅斯年观看运动会回来，对那廉君说：“糟了，刚才我在体育场鱿鱼摊子吃了一碗鱿鱼羹，把烟斗丢在那里了。”那廉君要替他去取，他不肯，说还是自己去。后来有人告诉那廉君，傅去取烟斗时，又喝了一碗鱿鱼羹。
苏乡雨回忆，傅斯年是北方人，爱吃面食，特别是包子、锅贴、馅饼之类。一次，胡適到台湾，台大的北大人在苏家聚餐欢迎胡，苏的夫人为他们准备了北方风味的饭食，结果傅斯年吃了太多的馅饼，躺在藤椅上动不了，回家后又吐又泻，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