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7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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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红柿也能卖上四块钱，农民就富了，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我想艾地这人可能没学过经济学，才犯了这常识性的错误。话音刚落，立刻有个叫李祖德的犯人站出来批驳。他说高云纯你的观点是错误的，错误一，你对我们亲密国际同志不友好；错误二，散布国家靠价格剪刀差盘剥农民；错误三，劳动改造中坚持反动思想是对改造的抗拒。
你真得宾服李祖德的本领不一般，刹那工夫就能归纳出个错误一二三。先到的解若愚给我介绍过李的历史，他原是北京一所工业学院的助教，上海人。父亲是资本家，解放后被镇压。因此他平时很谨慎，积极靠拢党组织，以表示自己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反右运动中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惟独将嘴巴锁紧。按说他打不成右派，他打右派原因也有三（借用李的语法）。原因一，这个前资本家少爷娶了个漂亮老婆；原因二，系党总支书记对他老婆觊觎已久；原因三，那厮有权力将他列入右派名单。就这样。他的右派起因许是所有右派中的一个特例。仅此而言，也颇值得同情。
再说学习会，李祖德发表过批判词之后我发现有一道目光紧紧盯着我，是俞峰华。我不解。在心里琢磨他看我的意图，后来就散会了。趁混乱之际我凑到俞峰华跟前问他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他说我看你像是要发言的样子，很担心，千万不要多说话呀，咱俩的刑期都剩下不多了，这期间万万不要生出事端。他的话使我心头一热，朝他点点头。他又说你等着瞧，这事并没完。事情果然就没完。晚点名时佟队长在全队面前点了高云纯的名。说到这一点须说明一下：管教干部一般不参加犯人的学习会，各组的学习发言由学习组长或指定的犯人做记录，会后将记录呈送给管教干部过目。高云纯发言和李祖德批判时我看见张克楠在记录，却没料到当晚他就汇报给了管教干部，也称得上雷厉风行了。最后佟管教宣布责成高云纯写出深刻检查，如何处理视检查情况而定。
一根绳——
乍一听没准会以为由一根绳子生发出来的某件事。不是的，一根绳不是一根真绳子，而是一个地名。再确切说是一道半人高半里长的石头墙。位置在我们劳改营和妇女营中间。我乐岭一带有许多叫人莫名其妙的怪地名，什么凤凰头、风箱沟、火盆地。就说这一根绳，完全可以叫个与地貌实物相符的名称，比如一堵墙、一道岭之类，可不，当初起名字的人就要不着边际地叫个一根绳。在田里劳动望见远处的一根绳有一种眺望长城的感觉，这感觉又会在心里派生出另一种苍凉滋味儿。不管怎么说一根绳是我们犯人向往的好地方，那里是我们的休息地。晴天时骑上墙头晒太阳，大风天在墙根儿避风寒。看着难友们一线排开在一根绳上，不由让人想起那句“一根绳上拴的蚂蚱”这句俗语。想想这成语与我们的实际状况还真相符呢。一根绳除了让我们休息避风外还有了更重要的用途是看女人，看与我们仅一墙之隔的女劳改犯，她们是一道永远看不够的风景。管教们也是够操蛋的，常以此对我们冷嘲热讽。每当看见犯人眼巴巴向墙那边观望时，就骂道：狗娘养的，小心掉下眼珠子！犯人们则自嘲道，撑死眼珠子饿死吊头子哩。一道石墙就像天上的天河，隔开了牛郎织女。站在石墙下面我也禁不住和别人一样“撑死眼珠子”，观望当中不免又想起冯俐，心想：要是冯俐一直在帽儿山呆好，现在也会出现在那边的女犯人中间啊。那样我就能看见她了，甚至我们可以在“天河”两边对唱《西波涅》。一根绳可以说是我的白日梦。
冯俐，你在哪里？
活着还是死了？
再给我托个梦吧，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17·
第四部 我乐岭人物志
二
赵仁、董善——
眼前同时跳出两张阴阳脸是因为犯人中流传的一句话，这话是：赵仁不仁，董善不善。一句话就把人们对赵仁、董善的看法表达出来了。但这话不属我乐岭的专利，“产地”究竟在何处众说纷纭，有说是广合农场，有说是团河农场。曾和赵董一起改造过的人都极力证明当时就传开这种说法。可见此话由来已久。想到这两人我不由想起在清水塘时高冲说过的“人实际上应该分为好人阶级和坏人阶级”的话。如果以这种观点来衡量，我们所提到的赵、董二人当属坏人阶级无疑，不管他俩认不认可，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为自己归了位。这里就不得不让人深思：作为一个人，好与坏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由来？先天的？后天的？还是先天后天两相纠缠的？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从根本上说是尚仁向善的。赵仁董善的名字便可证明这一点，而到后来出现尚仁不仁向善不善的情状大概也是本人所始料不及的吧。
赵仁四十出头年纪，山东黄县人，县剧团的专业作曲。据说他打成右派的原因也有些特殊，是民愤所致，确切地说是剧团全体女演员将他送进右派分子的行列。他的专职工作是为剧目谱曲，他熟悉每一个演员的音乐天赋，特别是掌握每一个女演员的音域。在一个新剧目排练之前，他便向自己看好的女演员暗送秋波。回应自是不一样的。知晓他伎俩或尚不愿放弃演出机会的人只好违心听他摆布，而那些不肯就范的就有霉倒了。设计唱腔时他在这女演员音域的上限高出半个音阶，试唱时一唱就唱破了嗓子。即使硬顶着唱下来，到真正演出时心里也十分紧张，演技得不到正常的发挥。稍不留神唱破了嗓子就一下子砸了锅。女演员把他恨得要死，不断到团长那里去告他的状。团长是个不懂业务的工农干部，怕得罪了赵仁，赵仁一“拿把”便演不成戏，只好两方面虚与周旋。后来就开始了反右。活该赵仁倒霉的是，这时剧团分配来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作曲不再是赵仁的一统天下。于是长久压在团长心头的那团怨气便膨胀起来，想起那句有关报仇的古语曰：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现在时机到了。反正剧团要有人当右派，他就把这个名额给了赵仁。赵仁打右派令那些遭他作践的女演员们人心大快，这足以证明赵仁打右派很有群众基础。《人民日报》的那篇《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在这里可以改造为《女演员说话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正好应在了赵仁身上。
遗憾的是在整个运动中赵仁的情况仅仅是一个特例，况且让他这样的人也划为右派让许多当了右派的人都觉得面上无光。
董善，也是四十岁左右年纪，看模样倒挺憨厚，下嘴唇厚于上嘴唇，就是人们所说的地包天。他原是北京某区委宣传部的干事，除了整材料写通讯报道外，还鼓捣点文艺作品，小说、诗歌、戏曲，什么都来，也时常发表，在区里小有名气。部里的一位副部长也迷恋文艺，时不时也小打小闹写点，共同的爱好将两个本来地位悬殊的人拉近了，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一起切磋。整风开始后，有天副部长对董善说市区不设文联，对繁荣文学创作不利。现在许多单位成立了文学社，咱们是不是可以挑头搞起来一个，将广大文学爱好者团结在周围。董善立刻表示赞同，并说这事宜早不宜迟，应该马上动手搞。副部长就让他先在作者中摸底。因为形势很快就发生逆转，开始打右派了，文学社还未及进入实际性操作，就夭折在萌芽状态中。不要说这不成什么问题，就是有问题也是两人你知我知的事。不料董善却就这件八字尚不见一撇的事对副部长进行了揭发，还将平时副部长对他说的一些他认为有揭发价值的话也一股脑儿端出来。到头来，副部长被打成了右派，他也被打成了右派，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是因为他忽略了一点：揭发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啊！他后悔不迭，却也晚了。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常言道虎死有威，副部长的那些尚在位上的老首长老战友们出面帮他把这件事情摆平，又给他董善罗列了些事，把他送进了监狱。有句话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右派都有自己的“罪恶史”，这些东西本来是写在档案里的，并未公诸于众，可到头来就弄得大家“彼此彼此”都知道。这传播者主要是管教干部。
我时不时想到赵仁董善是因为这两个小子实在太可恶。
王妃——
看到王妃是五一劳动节这天。我乐岭农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首场演出，在场部前面的空地上垒起一个台子。台子的四角竖起长长的杆子，扯起天幕边幕，这简陋的戏台就很撩拨人心了。演出还未开始，台前已按预先划分好的区域坐满了黑压压的观众，最前面位置是场领导管教干部及他们的家属，再往后是清一色的犯人，光头的是男犯，留发的是女犯，中间由小一号光脑壳的少年犯隔开。农场很少开全体犯人大会，也极少有演出，因此这是男犯与女犯难得聚首的机会，可以说这是犯人们的节日。女犯们已不存一般社会上的女子面对男人表现出的那种矜持，而是将火辣辣的眼光朝男犯堆里睃来睃去。男犯则更邪乎，就像同时接到向右看的口令似的齐刷刷将整个脑袋转向女犯们，这时倒真能体现出我们自嘲的“撑死眼珠子饿死吊头子”的情状。坦率地说，我自己也未能超凡脱俗。不过我不像其他男犯看女犯那般漫无边际，我有目标，这目标就是妃们。听张撰说从帽儿山转来的几十个女政治犯包括着四名妃（五妃中的一个妃因病保外就医了），我想从众多的女犯中把这几个妃认出来。说起来这想法也确实古怪。我坐的位置与女犯的位置相距三十多米远，这样的距离看人的面目只能看出个轮廓，朦朦胧胧的。这时我的头脑中突然跳出“雾里看花”这个字眼。她们是花，是监狱之花。想到这里我的眼有些湿。我转回头，低垂着，直到演出开始。
节目一个接一个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