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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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日。星期天。早晨往食堂走见到的一幅景象使我一下子想起那两句古诗:忽如一夜春风起,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夜之间,K大校园到处都被大字报覆盖起来,说到处开遍梨花一点也不为过。显然是昨天《光明日报》那篇文章起了作用,原先便以大字报形式鸣放的师生更坚定了信念,原先存疑虑的师生也打破了顾虑,一齐行动起来。我顾不上去食堂吃饭,一路看下去。我发现许多大字报在原先的基础上进了一步,视觉更广阔,思想性更锐利。
我觉得应该从这些新张贴的大字报里选出一些,替换下已定发于《大地》的那些,这样更具时效性。这么想我便掏出笔记本选抄起来:在最显眼的地方贴着的是两句诗,是模仿那首有名的凭吊黄鹤楼的古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改写为“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处空余民主楼”。我记下了,接着再看,先大致浏览一下题目,觉得有抄写必要的再抄下。如《高度集中是危险的》、《我们的顾虑与呼吁》等等,特别是一张题目为《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的大字报很有分量,因太长,我只记下了片断: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谁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整掉了某些共产党员的“三个主义”就会万事如意,不,不会的,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
有头脑的人,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人民没有权利什么也办不好,社会会瓦解或出现“斯大林”。
要民主,不能只是文学的空头支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恩赐这怎么会没有“三大主义”?
我们要求健全社会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目的。
下面的落款是历史系高云纯。
做了抄录之后,我突然感到将这大字报刊发在《大地》上有些不妥,倒不在于内容的尖锐程度,而是立场有问题。他的批评是站在共产党的对立立场上对社会主义体制加以否定,对共产党加以否定,恐怕这就出格了。共产党整风,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却不是想让人掀出历史的舞台。想到这儿,心里便不免增添了一些担忧:如果像高云纯的批判者多起来,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呢?转而又想,或许共产党不会介意,作为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应当有充分的自信对待不同意见,哪怕是不同政见者的意见。
又继续抄了一会儿,看大字报的师生愈来愈多起来,热烈地议论着。我忽然发现校党委袁书记也站在人群后面看,神态沉静地看大字报。在K大张校长是一把手,掌管学校一切大权,但大家都知道张校长与袁书记关系密切,全国解放后两人便成为搭档。张每调动一次工作,必定向组织提出让袁做他的副手。于是张从高教部调K大当校长,袁也就来当了书记。在K大,两人的关系似乎成为战友情谊的一段佳话。这时看到袁我想到昨天采访张校长不成的事,觉得既然遇上了袁,不妨就采访采访他。即使不宜刊载,也可以摸摸领导层的态度。我坚信张袁两人的意见会完全一致。我从人群中挤到袁近前,先自我介绍说我是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这时一个认识我的同学又对袁介绍说我是《大地》期刊的主编。袁郑重地看看我,问你就是贴第一张大字报的周文祥同学?我点点头,袁没再说什么。我赶紧提问,我说袁书记看了大字报能谈谈你的看法吗?袁沉吟一下问:你是问大字报这种形式还是指内容?我说两者。显然我的提问引起了在场人的兴趣,或者说袁的回答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齐把目光注视过来。袁颇有风度地笑笑,然后抬手拍了几下掌,随即转身离去。袁的拍手举动开初使人们怔了一下,当有所意会后,便不约而同地向离去的他鼓起掌来。这场面令我十分地激动,我坚信校领导的态度已尽在袁无言的鼓掌中了。
中午,在食堂见到程冠生,他焦急地问我到哪里去了。我说抄大字报了,我又说饭后到编辑部对稿件做最后一次筛选。他说好。程冠生又说今天《人民日报》仍然没社论。我说那就原计划不变了。吃饭时我眼光四觅,没找到冯俐,她没回校。我说过这时候不回来就去她舅舅家找她,可《大地》的工作还没结束,去不成。我有些生她的气,心里怅怅的。我知道与别的都无关,只是想她,想和她在一起。
下午将最后一篇稿件《大地》创刊词写完。大家传阅后提出几处修改意见,我改过。《大地》全部稿件到此完结,大家都感到轻松,也有些振奋,毕竟干完一桩我们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我说星期日只剩下小半天了,大家休息吧。人散去,只剩下我和苏英在后面。这时我不由想起上午看的那张题为《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的大字报,便问苏英认识不认识系里的一个叫高云纯的人,苏英说咋会不认识,高是给她们班讲课的一个中年教师。苏英问高云纯老师怎么啦。我就把看到的大字报情况对苏英讲了讲。苏英说文如其人,高云纯不写文章便罢,一写肯定便是这样的。接着她便将所知道的高的情况做了介绍。高的父亲是上海一家纱厂的老板,他于解放前夕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一九五四年回国,由人介绍到K大教书。这人性格直率,口无遮拦,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却自称是一名不同政见者。总之,属怪人一类。说完了高云纯讲师,苏英又问我这星期天余下的时光要干什么。我说没什么事。她说咱们去打乒乓球吧。我说我对打乒乓球没有兴趣。苏英说要不去湖边看钓鱼。我说我对钓鱼也没兴趣。她哼了声,讥讽地说你是只对谈恋爱这一件事感兴趣,难怪人家叫你花和尚哩。说完便丢下我走了。想想苏英说的也不错,我的心思确实在冯俐身上。我权衡要不要去她舅舅家找她,现在马上起身,天黑前赶到。可我又担心现在她正在往学校赶的路上,别走了两岔头。我突然起意到公共汽车站等她,那路车是她必乘之车。我觉得这个守株待兔的方案很好,既实际又浪漫。我的心情十分惬意。革命加爱情,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游动。
离开教室我向西校门走去,迎面遇到许多从外面返校的师生,不知咋的我对那一时刻的记忆十分清晰,我能按顺序写下遇见的我熟悉的师生的名字:金平、苏大林、席登强(外号“砚台”)、彭永辉、于坤安、程炳(外号“狗尾巴草”)、石毛(外号“橡皮”)、邹光龙、王雄才、夏小燕、李奇迹、李晶、刘铁军、杨华(外号“小白菜”)、杨旭光、贺礼、朱伟宏(外号“猪头”)、贾宏富、曾筝、汪妮、尹民、吴志强、袁勇兵、刘光旺、胡勇、张健、吴珊、刘吉勇、潘玉莲(外号“潘金莲”)、卜伟才、杜莉、唐松柏、刘海国、周利均、李先保、谢讯、田骏(外号“小跑”)、晏春喜、邹文凯、郭炜、王玉兰(外号“大嫂”)、李爱莲、胡骏辉、陈练、许伟、许宇霞、管金平、黄琪、林木森(外号“烧柴”)、易之军、童伟国。我认识的师生都和我打招呼,许多我不认识的师生也和我打招呼。我有些应接不暇。出了西校门我赶紧拐向人少的左边。后来我到了车站,很快就来了一辆车。下车的人没有冯俐,我再等。后来我估算了一下,大约二十多分钟来一辆车。这样,等了三四辆,日头就掉到六郎庄村西,天也就暗了。我心想没准冯俐又在舅舅家留下了,等也没指望了。可又一想明天是星期一冯俐是应该回来的,再等一会儿吧。这时六郎庄方向闪烁着点点灯光,我想起程冠生对我讲过的六郎庄这座小村的掌故:据说有一年西太后登万寿山,打眼往东面一看,看到一座被柳树掩映着的小村,遂问随行太监村庄的名字,太监回禀说叫六郎庄。西太后一听顿时沉下了脸,她把六郎庄听成了六狼庄,她属羊,这么多狼围着她这只羊怎会叫她安生呢?于是就下旨将六郎庄改成柳浪庄。西太后金口玉牙一言九鼎,百官惟命是从,可老百姓不买她的账,六郎庄照叫不误,叫到了今天。
天完全黑下来了,我想冯俐回来的可能性接近于零了,我该回校了,刚转身要走又听见汽车响,一辆交通车亮着车灯从南面开过来,我就收住脚等这辆车。下车的几个人中还是没有冯俐。我想约莫还能剩下一辆末班车,就干脆等末班车算了。要是现在走了,而冯俐又恰坐末班车,损失就大了。我又等下去。等这辆末班车觉得时间很漫长,我又怀疑起刚才那辆就是末班车,本应向售票员问一声才是,真是疏忽。事到如今我知道必须再等下去,一旦还有一辆末班车,一旦冯俐坐这班车回来,天这么黑……正这么想时又听见汽车响,我精神为之一振。车灯将路面照得雪亮,像急赶着下班那般急速驶来。车到站只下来一个人,我一眼便认出是冯俐。啊,谢天谢地了。我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我在暗处,冯俐没看见我,下车后快步向西校门方向走去。我喊她一声,她停下脚,回头看见了我,惊讶问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我等你。她说等我?我说等你。她说你知道我今晚会回来?我说我知道会。汽车开走后四周黑暗寂静。我牵着她的手,一直把她送到宿舍前。
——二十七日,星期一。早晨去食堂吃饭,见广告牌上贴出大字报:S大学生田野来我校讲演。地址食堂门前。时间上午十点。许多学生围着看,议论纷纷。原定上午和程冠生一起去印刷厂下《大地》稿,但错过听田野的讲演很可惜,便在食堂里寻找程冠生,倒先看见拿着空碗的吕浩明。吕浩明问你看到外面的告示了吗?我点点头。吕浩明说咱先打饭,边吃边说。我说好。我俩打了饭端到一张空桌上。吕浩明说那天我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