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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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传统相悖，如罗家伦、吴南轩等校长是带着国民党的“政治任务”来改造清华的，乔万选任校长则是阎锡山的势力介入清华的结果。这些校长接连被师生们驱赶，甚至被拒绝进门。对待清华教授治校的“土制度”，他们都有点不太情愿。1930年罗家伦辞职后，清华经历过11个月没有校长的时期，这一时期，由校务会议代理处理校务。鉴于文学院院长与理学院院长相继因事离校，教务长与秘书长又因校长被驱逐而先后辞职，原校务会议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教授会趁机向教育部争取到选择院长、代理教务长与代理秘书长的临时权力。这样，教授会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实际权力骤然扩大，一跃而为全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校务会议与评议会的全体成员，均由教授会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校务会议与评议会就成了教授会的常设机构。教授治校的局面，至此得以形成。
清华校长“虚悬”，各方一时提出了许多人选。最让清华人期盼的，大约还得是与本校有长期关系，深入了解本校校风，并能将其发扬光大的人物。就这样，经过反反复复，一再物色，经教育部部长李书华引荐，梅贻琦终于浮出水面。
梅贻琦恂恂儒雅，为人谦冲祥和，处事有条不紊。更重要的是，在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他与清华的广大教师是一致的。在校多年任教，并在教务长任上表现出了较强的学术行政能力，使他得到了清华师生的认同。梅贻琦尊重清华“教授治校”的民主传统。他常称自己“无为而治”、“吾从众”，这并不是他没有主见，而是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他往往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中折中定夺，让大家都能满意。这也就是梅贻琦治校成就卓著的一大秘诀。因此他才能连任校长如此之久，使清华的事业日渐发达。
梅贻琦出任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据冯友兰回忆，当时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大学的主要工作是传授和研究学术，有大师才能成为大学，没有大师就不成为大学。梅贻琦曾说：“一个学校，有先生上课，学生听课，这是主要的。为了上课听课，就必须有些教具以及桌椅之类。因此也需要有人管这些方面的事。一个学校的校长就是管这些事的人。”
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华师生为梅贻琦服务母校25周年举行了一次公祝会。梅贻琦在答辞中有一段很中肯又很有趣的话，形象地说明了他作为校长的地位：“清华这几十年的进展，不是而亦不能是某人的缘故。是因为清华有这许多老同事，同心协力地去做，才有今日……现在给诸位说一个比喻，诸位大概也喜欢看京戏，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百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者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是并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着‘与有荣焉’而已……”作为校长，他认为自己不是什么掌握了多大权力的“官”，而是在学术的传授和研究上负有创造条件、改善条件职责的一人。前后几十年，他的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教育机构要多做些推动教育、推动学术发展的事情，千万不能演变成一个官僚衙门。
1931年12月，梅贻琦正式到校视事。在全校集会上发表就职演说，提出他办学的至理名言：一所大学办得好不好，主要看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更成为广为流传的名句。他认为好教授不是肯花钱就能请到的，好教授也不只是学问优长的学者。他说：“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指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灵感）。但是这样的好教授，绝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他还说：“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本校得有请好教授之机会，故能多聘好教授来校。这是我们非常可幸的事。从前我曾改易《四书》中两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现在吾还是这样想，因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梅贻琦理想中的教授，是德才均备的；梅贻琦理解的“教育”，并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而是包含知识、情感、意志等因素全面发展的全人格教育。
梅贻琦上任后，将延揽一流师资看作为“努力奔赴第一事”。一方面他充分尊重原教授队伍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又多方礼聘。据黄延复教授统计，从1932年至1937年，先后聘来校的国内外名师（包括一些当时即已崭露头角的新秀）达百数十人，其中包括不少外籍学者，加上罗家伦校长集中聘请的那一批教授，30年代清华园内名师荟萃，极一时之盛。
清华的文、理两学院历史悠久，基础很好，而工学院则是后起之秀，这与梅贻琦的大力建设紧密相关。梅贻琦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础上添设机械、电机两系，组成清华工学院，自兼院长。后由顾毓琇任院长。从1934年起，清华与资源委员会合作开设航空讲座，进行航空实验，建立亚洲最大的航空实验风洞等，这是清华航空系的前身，又是旧中国航空的开端。这一时期，为清华以后的工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36年时，清华工学院的学生已占全校总人数的1/3。
那时候的风气是工科至上。政府一再明令发展理工，抑制文法，学生们为了出路好，也乐于往工学院挤。梅贻琦虽然花了很大力气建设清华的工学院，但他并不轻视文法。1933年，他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说：“理工为实用学科，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就本校说，最初办理较有成绩的理科之外，文法数科亦并不弱。现在本校工院初创，理工方面固应亟谋发展，但于文法各系也要使它有适当的进展。这一点外人不免忽视。”同年秋，清华开始实行文法学院大一不分院系，工学院大一分院不分系的措施。这种制度旨在加强学生的基础，拓宽学生的视野，避免过早进入专门研究的弊端。学生在这种制度下可以较多地照顾到个人兴趣，转系也不难。这是对清华的通才教育传统一个重大发展。事实证明是合情合理的，清华以后名家辈出，与这种“底子厚，后劲大”的制度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清华还开创了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先河。1933年，首先与德国约定互派研究生，设置科学讲座等制度，先后约请哈达玛、维纳、华敦德等国外第一流学者来校作长期或短期讲学。
总之，从1931年到任至抗日战争爆发起，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而且是在华北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梅贻琦在校政、教学、学术研究、学风、人才等诸多方面擘画精详，成绩卓著，开创了清华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你看怎样办好”
自1937年“七七事变”起，平津各大学不能开学。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校长均在南京，决定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和教育部派代表组成委员会领导校务，使三校师生先行上课。1938年2月学校迁到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任常务委员，校务由常委共同负责。联大设有理、文、法、工、师范五个学院。下分各系，大致仍用三校旧制，稍加合并，如地质、地理、气象合为一系，历史、社会合为一系。联大成立后，三校不再招生。三校学生均为联大学生，联大学生均为三校校友。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联大加聘、排课、发薪。联大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前后共8年。
联大成立之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荣历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风，也各有其不同的经济条件。经过长沙临大五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3500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虽有压力，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抗战胜利后，还在昆明上课一年，这也是了不起的。在联大八年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与大家艰苦与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30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