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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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一生都是如此。他的教学又是高水平的，例如他讲授南北朝史、唐史几十次，每次内容都有新的，侧重也并不完全相同。他备课讲课又极为认真，丝毫不苟，一字之误，都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他都极为劳累。
陈寅恪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认为应做之事、平常之事，这就是“怎能不干活”的深刻涵义。在1929年5月写的题为“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中，他写道：“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天作之合，情深意笃
陈寅恪对爱情的言论很有趣，他说爱情有五等。
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也就是说，一等爱情是爱上陌生人，可以为之死；二等是相爱而不上床；三等是上一次床而止，终生相爱；四等是相爱一生；五等是随便乱上床。
素未谋面而深爱对方如杜丽娘者，在以前的确是纯精神恋爱，级别最高。可惜陈寅恪死得太早，无缘见识网恋的燎原之火。陈先生把未嫁贞女放在爱情第二级中又很可笑，未嫁的贞女不一定表示为爱情而不嫁，为爱情而贞。若从未爱过，又如何算二等爱情？可见五等爱情之说，也当不得真。
最终，陈寅恪与唐筼结合，与之终老，依他的等级分类，不过四等。然则两人感情深厚，经历苦难而不离不弃。陈寅恪并预写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此挽联撰后一月余，两人相继辞世。爱情，能到这种境界，怎么也该算是一等了。
陈寅恪发爱情五等论时，是1919年，当时还是未婚年轻人。其时，他与吴宓、梅光迪在哈佛的一次聊天中提及这个论调。当时正是新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之时，三位中国留学生的对话被吴宓记入了日记中。
那天晩上，三人聚在一起从新文化运动谈起，也说到了婚姻自主。陈寅恪列举西方社会上层与下层人士的婚姻，得出的结论是：“天下本无自由婚姻一物，而国内竟以此为风气，是一流弊。”基本上来看，他对婚姻自由是持反对态度的。
陈寅恪夫人名唐筼，亦出身世家。其祖唐景菘，为官多年，中法战争时慷慨请缨，因功擢升，后任台湾巡抚。1895年中日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日本，当地爱国人士决定自行抗日，成立“台湾民主国”，推唐景菘为“大总统”。唐致电清廷：“台湾臣民，义不臣倭，虽为岛国，永戴圣清。”但清廷仍将台湾交给日本，唐被迫逃回大陆。唐筼自小读书，就读于天津师范、上海体专等，后辗转任教于一些学校。
关于他们的相识，陈寅恪自己有一段记述。
……乃至清华，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菘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当马关中日和约割台湾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其家世，知之尤稔。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
陆健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为此感叹：“俭朴的‘惊叹’二字，道尽了很多时候，生命原是为了等候……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冥冥之中早有安排的‘天作之合’……但真正联结生命之缘的，还是生与俱来的世家流韵。”
从此二人携手共度人生。唐筼不仅是陈寅恪的生活伴侣，更是他的精神依托。很多人觉得私生活对一个陈寅格式的学者来说无足轻重，似乎了不起的学者可以舍弃一切琐事而专注于学问，其实，对于一个学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像陈寅恪这样一生负气半世凄凉又衰残眼枯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他平安地活下来的重要条件，一个思想上极端理性化而心灵中极端感情化的人常常不能自我调节情绪，因而心底郁积的情怀往往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死疙瘩，这时身边的妻子就成了平衡他心理的重要因素。1951年陈寅恪因高血压服安眠药而卧床时写下这样一首诗：“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绿荫成幕听鸣蝉。”内中尽是伤春兼自伤之意，而唐和诗则为他排解道：“排愁却病且参禅，景物将随四序迁。寂寞三春且苦雨，一朝炎夏又闻蝉。”比起陈寅恪诗来多了一分随遇而安。这是唐的过人之处，早年陈寅恪发牢骚云：“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似乎平和得多；晚年陈寅恪怀念燕都旧居不免伤感：“数椽卅载空回首，忍话燕云劫后尘。”她又劝慰道：“仙家韵事宁能及，何处青山不染尘。”大有退一步天地宽的意味，这种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也许并不是唐的本心，但它或许能时时平息陈寅恪心头始终纠缠的紧张。
而他们的两个女儿用朴实而真情的笔调在他们的身后写道：文人小说下载
……母亲不仅是父亲感情笃深的生活伴侣，而且是他志同道合的精神支柱与业务帮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体贴与照顾父亲，在父亲失明后当某位助手突然离去时，母亲当即顶替其职，使父亲能照常上课、著述。有不少唱和、吟咏的诗篇，反映出他们的思想共鸣……当他们在“文革”中遭迫害自知不能久存时，父亲预先给母亲写下了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如果没有母亲，很难想象体弱、多病、目盲、晚年又膑足，能有如许丰硕的教学与研究成果。
在晚年“体弱、多病、目盲、膑足”的陈寅恪，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在感慨和景仰之后，我们也依稀看到了唐筼平凡而伟大的身影。
钱穆：一代儒宗，最后的大师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1960年，耶鲁大学把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了当代大儒钱穆，他们这样评价说：“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人称为当代最后一个大儒的人，却没有任何文凭，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
“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钱穆小时候身体一直很弱，每年秋天都生病，祖父父亲都英年早逝，他一直为自己健康担忧，一次从一本日本书上看到讲究卫生对健康长寿的重要性，便警醒自己，从此每天起居有恒，坚持静坐散步，记日记，以此督促自己。晚年他把自己长寿的秘诀都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
从1912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学校任教，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时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的钱基博读到钱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赏识。1923年，在钱基博推荐下，钱穆转入他兼职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从此两人结下厚谊。钱穆对钱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忆说：“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十年面壁，钱穆终于找到自己的治学门径，专治儒学和史学，自称“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宋明理学概述·序》）钱穆之所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研究对象，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当时国人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信心，对儒家文化更是主张全盘否定。钱穆对此完全有不同的看法，“当我幼年，在前清时代，就听有人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禁起了一番反抗之心。”这种反抗之心便成了他后来治学的动力，“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中国文化精神·序》）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是靠自学名世的，通过十年乡教苦读，他探索出一套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论语》、《孟子》不仅是儒学正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此十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