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范儿-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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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根据章、黄二人遗世文字及师友杂忆，不难查找到当时二人相识的真实情形。
1906年，黄侃得到晚清大吏张之洞的资助，东渡扶桑求学。适值《》章太炎《》刚刚摆脱《。书。》牢狱之《。屋。》灾（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太炎被英租界巡捕房关押三年），亦来到日本避难。当时留日学生皆慕章太炎之大名，前去求学拜访。黄侃当然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一睹这位经学大师和革命英豪的尊容。于是，黄侃一天偕同好友多人一道谒见章太炎。走到章宅门口，看见墙壁上写有一段话：“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此句出自东汉戴良）
看罢此句，生性孤傲的黄侃感到此人必定俯视一切，不易接近，于是马上打消了求见之意，掉头回府。
1907年9月19日午间，由章太炎主编的第17期《民报》出版了。由于经费困难，章太炎只能买两个烧饼坐在椅子上边啃烧饼边看报纸。这一期刊有他自撰的《国家论》、《祭徐锡麟、陈平伯、马宗汉、秋瑾文》、《秋瑾集序》和时评，还刊有笔名“运甓”（黄侃的笔名）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章太炎看完后两篇，他“啊”了一声，自言自语，说：“险些忘记了。”他要找“运甓”来谈谈。当即修书一封，遣人送给黄侃。
黄侃得到报馆通知，来到了章太炎的寓所。章太炎在同黄侃谈话时，对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赞赏其中所包含的那股子“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那时黄侃年仅21岁，文笔犀利，热情奔放，表现出一个青年革命者反对封建压迫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章太炎嘉许黄侃为天下奇才，这给黄侃以很大的鼓舞。自此以后，二人时相过从。
不久，章太炎闻黄侃将归国省亲，便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都未即答。章太炎接着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惊起，当即准备拜师礼品，往章太炎处，叩头称弟子。自此和章师日日相随，虚心求教。由于黄侃天资颖异，经过章太炎的授业解惑，进步很大。太炎不禁赞曰：“恒言学问进益之速，为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万里也。”
辛亥革命成功后，黄侃离开恩师，回到国内，开始教书授徒，自立门户。1914年秋，黄侃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系）任教，主讲辞章学和中国文学史等课。他学问很好，上课时有许多同学都来听，甚至连在哲学门就读的冯友兰也来旁听。黄侃善于念诗、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篇，抑扬顿挫，很是好听。以致后来他在上面念的时候，下面听讲的学生也高声附和。同学中间戏称为“黄调”。
学生都称黄侃是一个“特别教授”，在堂上对《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对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引得全班同学啧啧称羡。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53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据说，他对《说文解字》读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每一次都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
一个学生看了黄侃所读的那本《说文解字》后，对他说：“黄先生，你这批在书头上、书边上的东西，颜色各异，字又那么小，谁还认得呢？”
黄侃半开玩笑说：“我要人认得干什么呢？别人要知道了上面的内容，我就不是第一了。”
大家都哄地笑了。
据他的学生回忆，黄先生教学还有更特别的，他不是光用语言教书，而是带着感情教这个书。《说文解字》是一本很枯燥的书，要是一般地讲授知识，谁也难久坐下去、久听下去，可黄先生在讲每个字时，是带着爱憎的感情来讲的，他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了，书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所以他讲起每个字来，同学们都和老师同呼吸，和书中的字同呼吸。因此，他每次登堂讲课，听课的人非常多，不仅是本班的，还有外班的，不仅是读文科的，还有读其他科的。
不过，黄侃同这般学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他们也仅得到黄学问的一些皮毛而已。要想学到黄的真本事，必须天赋极佳，同时要进行正式的拜师仪式。如果不拜师，即使你资质再好，黄侃也绝不理会。1932年春天，黄侃来到北京，学者杨树达与其是好友，就要他的侄子杨伯峻去拜师。礼节是：奉上红纸封套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个头。杨伯峻是新式青年，本不愿磕头，但是杨树达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不行。”出于无奈，杨伯峻只好去了黄侃家。他到上房之后，将红封套放到桌上，跪下去磕了一个头，表明拜师的诚心。黄侃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他又说：“我和刘申叔，本在师友之间，若和太炎师在一起，三人无所不谈。但一谈到经学，有我在，申叔便不开口。他和太炎师能谈经学，为什么不愿和我谈呢？我猜想到了，他要我拜他为师，才肯传授经学给我，因此，在某次只有申叔师和我的时候，我便拿了拜师贽敬，向他磕头拜师。这样一来，他便把他的经学一一传授给我。太炎师的小学胜过我，至于经学，我未必不如太炎师，或者还青出于蓝。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
说完这番话后，他就要杨伯峻回去预习功课，准备明日开讲。杨伯峻这才明白叔叔和黄侃要他磕头拜师的用意，以后更是用功努力，后来成为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
别瞧黄侃招收徒弟的仪式古里古怪，老套守旧，但他培养学生时却是一丝不苟，严格苛刻，其教学方法很值得我们后人借鉴。
成名之后，黄侃也并未故步自封，而是时时向同仁学友虚心求教，甚至不惜执弟子之礼。袁世凯复辟称帝阴谋破产之后，依附于袁的刘师培也成了众目睽睽的罪人，许多朋友都不愿与他来往。他身体并不很好，老生病，长期没有工作，生活极为窘迫。黄侃不念旧恶，为其言于蔡元培，聘到北京大学授课。
1919年，刘师培患肺结核已到晚期。黄侃去刘家看望，见刘正与一位学生谈话。面对学生的提问，他多半是支支吾吾。学生走后，黄侃问刘为什么对学生敷衍了事。刘说：“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黄问：“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呢？”刘拍拍黄的肩膀说：“像你这样的足矣！”黄并不以此为戏言。
第二天，黄侃果然预订好上好的酒席一桌，点香燃烛，将刘师培延之上席，叩头如仪行拜师大礼，从此对刘称老师。当时许多人很奇怪，因为黄比刘只小一年零三个月，两人在学界齐名，有人还认为在学问上黄胜于刘。黄侃对此解释说：“《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一时间，黄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之举传为美谈。
三十不发文，五十不著书
黄侃授徒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在每日授课之前，他总是先命学生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日积月累，经时一年有余，才把十三经圈点完。黄侃于是告诉学生，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之书增广至24种。后黄侃又要求学生在30岁之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有了这样的功夫，往后研究任何门类的中国学，就都好办多了。并且他告诫学生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笑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
黄侃更是以身作则，50岁前不著书，自认从知天命之年开始，方是学术研究的收获季节，可惜天不假年，先生英年早逝。
反观今人，大都抱着“出名要趁早”之观念，稍有所得，即唯恐世人不知，急于发表，以博取功名金钱。长此以往，他们常常将一孔之见放大为普世真理，不假思索地拿来西方的理论框架加以套用，忽视其所需的必要语境和适用范围，其学说看似天马行空，热闹非凡，实则原地踏步，无甚创获，并未走出前人设下的“五指山”，学术竟成为追名逐利之工具，痛哉！
其实，黄侃所言30岁前不发文，50岁前不著书，除去忠告学人要潜心读书，做大学问、真学问外，另有一层深意隐含其间。这便是关涉学者如何做学问层面的问题。在黄看来，学人写文章，一方面要立说，另一方面，或许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藏拙。毕竟任何知识体系都不会尽善尽美，人文研究更需要长时间的潜心磨炼，方有可能得出些许真知灼见，这往往比的是慢功夫，谁坐得下，耐住寂寞，谁才有可能攀上学术高峰。因此，每出一言，每撰一文，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若是轻下结论，暴露自己学问不扎实之事小，而误导后辈学子盲从之事大。所以学者好似闯荡江湖的剑客，再精妙的剑术也必须既有攻招，又有守式，才能历经百战而不致方寸大乱。因此，学人们如果功利心过重，有五分水平，恨不能在所写文章著作里完全体现，甚至奢望超水平发挥，以收到八分、十分以致十二分的效应。在如此心理驱动下，学人们往往沦为“快手”、“高产学者”，一年论文一二十篇，不论质量如何，先以数量胜人。但不容忽视的是，锋芒毕露的同时也时常意味着破绽百出。将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