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完:张爱玲-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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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我。有了我，就没有你。”
“他用一只手臂紧紧挟住她的双肩，另一只手就将她的头拼命地向下按，似乎要她的头缩回到腔子里去。她根本不该生到这世上来，他要她回去。”传庆将倒在地上的丹朱弃之山中，回家去了。他倒在床上，“脸上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身上也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但小说的结尾是“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逃不开”，成了他毕生的宿命！《茉莉香片》写聂传庆四岁时母亲去世，无独有偶的，张爱玲也是在四岁时被母亲拋下。“四岁”成为她童年经验中一道深刻的伤痕。小说中聂传庆对早已死去的母亲没有常人的温情与诗意的情愫，代之的是责备与憎恨，虽然他明知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而这也正是张爱玲对母亲的复杂情绪。
“寻找父亲”既是聂传庆的主题，也是张爱玲的主题。她厌恶和鄙视在鸦片和姨太太中消耗生命的父亲，必然产生对理想父亲——言子夜的幻想：他略为瘦削，身着一件灰色绸袍，具有一种特殊的萧条的美；那松垂的衣褶，显出他身材的秀拔。她认为“大部分的男子的美，是要到三十岁以后才更为显著，言子夜就是一个例子”。而学者黄康显、邵迎建都认为，言子夜就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求学的老师许地山教授的化身。
第四章 最后贵族的记忆与鞭笞4
在《茉莉香片》中，聂传庆无法选择环境，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他的生命来自一次偶然，但他却要为这种偶然承担永久的责任。因此小说写道：“她（传庆的母亲）死了，可是还有传庆呢？凭什么传庆要受这罪？碧落嫁到聂家来，至少是清醒的牺牲。传庆生在聂家，可是一点选择的权利也没有。”
张爱玲对人的存在的理解，对亲子关系做了深刻的否定。因为她本人即是残忍之父手下的牺牲品，当她被幽禁半年，而父亲居然不管她的死活时，她“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院子里埋了。”她无疑是最能认清父亲本质的人。
因此学者林幸谦在论及张爱玲笔下男性形象的处理模式时，他归纳为三种：
第一，采取“杀父书写”，直接把男性家长/父亲从文本中排除，构成男性家长缺席的“无父文本”。诸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梁家和葛家、《沉香屑——第二炉香》的蜜秋儿家、《倾城之恋》的白家、《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佟家、《小艾》的席家、《相见欢》的荀家、《留情》的杨家、《心经》的段家、《金锁记》的姜家、《怨女》的姚家、《半生缘》的顾家、《秧歌》的谭家和周家等传统男性家长都一一缺席。
第二，把男性家长/父亲写进文本，但由始至终却都置之于“去势者”的角色，成为女作家笔下白色笔墨的被观凝群众，形成“去势模拟”的透视镜。诸如：《金锁记》里的姜二爷、《桂花蒸阿小悲秋》里阿小的男人、《沉香屑——第二炉香》里蜜秋儿的先生、《花凋》里的郑先生和《怨女》中的姚二爷等人。
第三，对于一些较为正面的男性人物，即那些在文本中以正面形象出现的男性角色，最终却在叙述中以去势模拟的手法处理，加以讽嘲、贬压和丑化。诸如：《沉香屑——第二炉香》的罗杰安白登教授和《创世纪》的毛耀球等等。
至于母亲的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可分为两类：一是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美丽、残暴而有着被压抑的情欲和疯狂的金钱欲和统治欲；一是如《小艾》中的席五太太和《鸿鸾禧》中的娄太太，《花凋》中的郑太太，她们没有鲜明清晰的面貌，只是一群活动在舞台背景深处的可有可无的人。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行为，随着每个人的思想滚动而滚动，她们无所适从，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丈夫、孩子和周围的每一个人。而相对于另一类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一生披着沉重的黄金枷，压抑着爱、情欲，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女儿长安的幸福。学者曹书文认为七巧在某种意义上是曹、姜两个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姜家以牺牲家族名誉来换取健康的媳妇，而哥哥曹大年则以牺牲曹七巧的青春为条件，得到了地位的满足和经济上的补偿。而曹、姜两个家族的大大小小所组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驱使七巧渐渐对正常的人性、人情丧失了最后的信心，她由常态发展为变态，由“被人食”而成为“食人者”。
曾经充满青春活力的七巧，被卖断嫁给姜家一位丧失性功能的男人，她不但在丈夫身上得不到情爱的生命体验，反而要日夜照顾他。但由于道德舆论的束缚，她只能将这种正常的人性欲求狠狠地压抑下来，她愈压抑就愈渴望得到满足，于是她向小叔姜季泽挑逗，但姜季泽的欲迎还拒留给她难以磨灭的感情创痛，最后她只能在爱恨交织中打发残余的人生。
她以变态、扭曲的方式来求得感情的宣泄和心理平衡，她千方百计地折磨死儿子的两个媳妇，无非都是要从情感上、肉体上占有自己的儿子，但“伦理道德”的禁忌又使其只能用深夜扣住儿子，以探测隐私的方式来折磨媳妇，进而满足自己畸形的情欲，演化成为人性、人情变态的极致。因此曹七巧的悲剧，既是家族制度的悲剧，又是生存和人性的悲剧。尤其是在她有幸取得了经济大权时，她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她成为“父”的代言人。张爱玲在一九七一年接受水晶先生的访问时，曾称“《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而张子静则更明确地指出，《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他说：“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姐姐和我就已卷进《金锁记》的现实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白’、‘长安’打过照面。”张子静说他见到他和张爱玲所称的“三妈妈”，“穿着一件深色的宽袖旗袍，很像是和尚穿的法袍或道士穿的道袍。相衬着这身衣服的则是她瘦削清癯的面容；脸上一片苍白，一点血色也没有。我如今还记得，当时远远看去，仿佛看到一个幽灵来到了人间。”
而这情景变成《金锁记》的曹七巧，则是“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官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地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地，他只是毛骨悚然……”真是何其相似。至于《花凋》，据张子静说是以舅舅黄定柱一家为蓝本的，女主角郑川嫦的悲惨遭遇活脱是张爱玲的三表姐黄家漪，也因此当舅舅看了《花凋》后，大发脾气。因为文中对他的批判毫不留情：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债，他的夫人一肚子的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单调的悲剧。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么些孩子；她恨他不讲卫生……
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几位姑娘虽然是在锦绣丛中长大的，其实跟捡煤核的孩子一般泼辣有为。……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因此父母给川嫦介绍了在奥地利留过学的章医生，然而好不容易进行到缔结婚约的阶段时，川嫦却得了肺病，婚约告吹了。
川嫦的病，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被囚禁生病的情景，川嫦的父亲不想拿出费用给重病的川嫦治病，而是利用人情，多方算计想让章医生出药费，川嫦绝望了，她不断地对自己说着：“总之，她是个拖累。对于整个的世界，她是个拖累。”这时痛苦的自我意识缠绕着她，“她的自我观念逐渐膨胀。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于是她只求一死，她想买安眠药自杀，张爱玲这样描述：她叫李妈背她下楼去，给她雇了一部黄包车。她爬在李妈背上像一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她身边带着五十块钱，打算买一瓶安眠药，再到旅馆开个房间住一宿。多时没出来过，她没想到生活程度涨到这样。五十块钱买不了安眠药，况且她又没有医生的证书。她茫然坐着黄包车兜了个圈子，在西菜馆吃了一顿饭，在电影院里坐了两个镜头。她要重新看看上海。这里面有着张爱玲的切肤之痛。三个星期后，川嫦死了，那是一九四二年，两年后《花凋》发表在《杂志》第十二卷第六期。《花凋》中川嫦有着张爱玲的部分投影，但不同的是川嫦最后死于肺病，而张爱玲却从父亲家死里逃生地“逃”了出来，并成为作家，然后用文字来批判她的父亲甚至整个家族。张爱玲对父亲有着深深的恐惧，这恐惧我们可从《金锁记》中长安担心男友世舫和她母亲曹七巧（此时已是“父”的代言人了）的见面中看出，“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