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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传奇未完:张爱玲-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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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汪宏声、钱公侠

张爱玲的高中国文老师汪宏声写了一篇《记张爱玲》,为我们留下了张爱玲求学的重要史料。但有关汪宏声的生平资料,却都无人言及。张爱玲说:“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位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所以从香港回上海来,我见到老同学就问起汪先生的近况,正巧他不在上海,没有机会见到,很惆怅。”

据史料家秦贤次的资料说,汪宏声是浙江吴兴人,一九一年生,一九三年于上海光华大学第五届教育系毕业。一九三六年九月,任上海圣玛丽亚女校国文部主任,成为张爱玲高三毕业班的国文老师。汪宏声也是翻译家,曾译有美国小说家奥尔珂德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好妻子》(一九三六年五月)、《小妇人》(同上)、《小男儿》(一九三七年一月),收入钱公侠主编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另以沈佩秋笔名译有王尔德的《莎乐美》(一九三七年一月)、易卜生的《娜拉》(一九三七年四月)、果戈里的《巡按》(一九三七年五月),收入钱公侠、谢炳文(后改名谢然之,一九四九年到台湾后,浸至成为台湾新闻界大老)主编的世界戏剧名著丛书中。

钱公侠(一九七~一九七七),浙江嘉兴人。一九二八年十月,当钱公侠还在上海光华大学二年级时,已在上海春潮书局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怅惘及其他》,收短篇小说七篇。钱公侠系当时光华大学风头最健的学生之一。一九二九年四月九日,曾与沈祖牟以“光华文学会”名义拜访鲁迅,邀请鲁迅及郁达夫来光华演讲。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日,又与储安平等组织“光华剧团”,显示出他在文艺上的多方面兴趣。抗战时期,钱公侠在上海沦陷区亦是一活跃的作家、编辑家。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上海与周越然、柳雨生(光华附中出身)、周黎庵、陶亢德、潘序祖(光华附中教师)、冯和仪(苏青)、杨光政(原名晋豪)、杨桦(之华)等人发起筹建“中国文化人协会”。其后任《语林》月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四五年七月一日)主编,《中华日报》主笔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钱公侠创办《语林》月刊时,他希望借张爱玲的名声为自己的杂志大壮声威,于是他找到他光华的学长汪宏声写了一篇《记张爱玲》。张爱玲说:“没想到今天在路上遇到钱公侠先生,知道汪先生为《语林》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我。我等不及,立刻跟钱先生到印刷所去看清样。”钱公侠与张爱玲应是熟识的,在这之前他们同在《杂志》写稿。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杂志》社在康乐酒家举行“《传奇》集评茶会”,出席的人员中就有钱公侠。

《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有一段说:“她一贯地懒惰,还是什么都‘我忘啦!’我记得有一次她欠交了一期作文,我催他,她说‘我——’我不等她说下去,便接着说‘——忘啦!’她笑笑,隔不多久,她交来一篇。我一看,却就是《霸王别姬》的上半篇,原来她要把这一篇充两期作文哩!所以最近在报上看到了平襟亚先生与张爱玲的一番‘灰钿’交涉,我若有所悟,想起了《霸王别姬》充两期作文的一桩公案,‘夫子’不禁‘莞尔’了。”汪宏声万万没有想到,他这种玩笑似的联想,正好进一步坐实了张爱玲可能多拿一千元而忘了的负面形象。对“一千元钱灰钿”这件事,张爱玲本不愿多言,为不使自己尊重的国文老师汪宏声甚至大众误解,她写了一篇《不得不说的废话》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语林》月刊加以申辩:“我替《万象》写《连环套》。当时言明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陆续写了六个月,我觉得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此后秋翁先生就在《海报》上发表了《一千元的灰钿》那篇文章,说我多拿了一个月的稿费。柯灵先生的好意,他想着我不是赖这一千元的人,想必我是一时疏忽,所以写了一篇文章在《海报》上为我洗刷,想不到反而坐实了这件事。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帐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编者钱公侠为公平起见特别在这一期有一说明:“本刊前期所载汪宏声先生之《记张爱玲》一文,其中提到‘一千元灰钿’的话,作者无心,编者失察,致张女士不能不来稿声明,以免读者误会。然此事既与秋翁先生有关,编者乃不能不事前向翁说明,请略书数语,与张文同时发表,以避免片面攻讦之嫌。编者并向翁声明,不能将张文出示,以昭公道,故秋文仅为事实之说明而已。”于是平襟亚又写了《“一千元”的经过》同时登载这期杂志,平襟亚并把《连环套》的稿费清单附于文后,详注张爱玲收取稿费的日期、数额和取款方式,总之,他坚持认为张爱玲欠款一事确凿无误。而汪宏声有《“灰钿”之声明》:“予之‘若有所悟’乃指爱玲因平先生不加稿费,而缩短篇幅,颇与一稿充两期作文事相类,故而‘莞尔’并非即以‘灰钿’确有其事,亦非以学生时代一篇作文充二篇与作家时代之‘灰钿’云云有何因果关系也。”

钱公侠对张爱玲是相当推崇的,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的《大上海报》《谈女作家》一文中,钱公侠说:“她(张爱玲)至今是一个象牙塔里的闺秀。她对于社会曾采取一种孤立主义,远远的站开着,绝不与人缠夹,因为她没有苏青女士那种泼辣大胆,也没有王渊女士那种浑然无我的感觉。人家看她,仿佛又远又高,而她就在那远处高处奏出人间天上的音乐。”

张爱玲与袁殊

张爱玲与《杂志》的结缘早于《万象》。一九四三年七月,张爱玲便有小说《茉莉香片》在《杂志》刊出,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是合作最久、投稿数量最多的刊物。据沈鹏年先生说:“……袁殊看到《紫罗兰》发表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顿觉眼睛一亮,像在群马中发现了骅骝。他便驱车静安寺路常德路的公寓楼上,向这个可以做他女儿的小姑娘移樽就教。张爱玲当然不会知道,此人竟是共产党员。张爱玲本来都是自己投稿的,这一次,《杂志》创办人却来上门约稿了。《茉莉香片》是张爱玲在《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从此以后直至刊物停办,《杂志》上几乎期期有她的文章。《倾城之恋》脱稿,袁殊他们连声叫好。吴诚之与鲁风决定把篇名套红印上封面,以示醒目。恽逸群主张和另一篇同样具有吸引力的《杜月笙论》(案:作者署名刘洪,实际是恽逸群)并列刊出。……刊物还没有出版,就先在《新中国报》、《晚报》和电台上大做广告,使张爱玲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期《杂志》竟万人争阅,立刻抢购一空。张爱玲一成名,《杂志》社立刻为她出版单行本。由于宣传及时,初版四天售罄。在吴诚之与鲁风同志主持下,《杂志》社特地举行了‘《传奇》集评茶会’。鲁风原名刘祖澄,沪江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新光通讯社当记者,与袁殊相识后一直充当他的助手。由袁殊发展入党。因此说,张爱玲的成名,最初是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苦心扶持所致。”

袁殊原名袁学易,湖北蕲春人。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文艺新闻》的左翼作家,中共秘密党员。四十年代成为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中共地下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直接隶属潘汉年领导。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所谓的“多面间谍”,与国民党中统、军统和日本情报机关都有过密切关系。上海沦陷时期,一跃而成为江苏省教育厅长,还主持一张报纸——《新中国报》,和一个刊物——《杂志》。一九四四年三月,袁殊曾请一些在上海的作家到苏州去玩,他在江苏教育厅官邸拙政园尽了一份地主之谊。那次苏州之游,《杂志》还特别做了“春游苏州”的专辑(第十二卷第六期),苏青还写了散文《苏游日记》,同游的还有文载道(撰有《苏台散策记》)、谭惟翰、予且、实斋、谭正璧、班公、钱公侠、吴婴之、关露等多人,张爱玲借口感冒,婉拒了春游苏州的邀约。

《杂志》当时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许多不明真相的作家是耻于与其来往的,为此编辑也曾向可靠的作家亮明身份的。作家胡山源多年后回忆说:“抗日战争时期,吴江枫为《杂志》来向我征稿,一再声明,这是共产党内地下工作者奉命办的,表面是汉奸刊物,其实不然。”但也不是每位作者都被告知此事,像苏青后来在《续结婚十年》中说袁殊这人身边美女不断,每天要换上一个。不过苏青出这书的时候,袁殊已经在上海失踪了,变成了新四军中的曾达斋,与关露在一起。这是苏青不知道的,所以她会大胆地说这样的真相。张爱玲在《小团圆》里并没有写到袁殊,但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她给好友宋淇的信中这么说:“袁殊自命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战后大摇大摆带着厨子等一行十余人入共区,立即被拘留。”则显系她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

张爱玲与苏青

在同时代的女作家中,苏青是唯一和张爱玲关系密切的。张爱玲在苏青的《天地》发表的篇数在众多杂志中,仅次于《杂志》,位居第二。除了写文章外,在《天地》第七、八期合刊中,张爱玲还帮苏青的《救救孩子》一文画插图。而从第十一期开始张爱玲还帮《天地》设计封面。一九四三年十月十日《天地》创刊,张爱玲看在“叨在同性”的份上,第二期就有《封锁》登场,《封锁》成就了后来的胡张之恋,苏青无意间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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